【公共外交】反叛外交和数字通信：萨赫勒地区的公共外交 | 国政学人 第356期

        大多数关于社交媒体作为公共外交工具的研究，都集中在国际行为体利用社交媒体来促进其国家利益和声誉、实现外交政策目标或维护其全球利益上。本文强调，在西方世界以外的冲突局势中，需要更加重视非国家外交。本文旨在研究反叛组织如何利用新媒体加强与外界的沟通，以及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动机，本文的公共外交视角有助于了解反叛组织与外部行为体的交流范围，并为寻求了解反叛组织性质、意图和能力的决策者们提供新的见解。在萨赫勒地区，许多此类组织利用多种社交媒体渠道争夺国际关注和支持。作者分析了马里的两个组织：一个是图阿雷格人的分裂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Mouvement National pour la Libération de l’Azawad）；另一个是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萨拉菲斯特反叛组织“伊斯兰卫士”（Ansar Dine）。本文对这两个组织在数字平台上的通信沟通进行了定性分析，这有助于了解这些非洲反叛组织在海外和当地的组织活动。反叛组织灵活而务实地运用公共外交，让人们看到数字时代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类组织能够接触到的参与者。

        现如今具有各种意识形态的反叛组织已经将与外国的交流沟通列为他们的优先事项。由于新的通信技术的普及，在缺乏常规外交渠道的情况下，这些组织会通过数字媒体与其他国家有权势的个人以及活动范围外的受众建立联系，从而提高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曝光度和影响力。本文以萨赫勒地区的“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与“伊斯兰卫士”（Ansar Dine）为例，研究这些反叛组织与外国公众接触背后的动机，并利用公共外交的理论来解释这一现象，这种现象在本文中也被称为“反叛外交”（Rebel diplomacy）。

        Bruce Gregory认为公共外交指的是：“国家、国家联合体、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用来理解文化、态度和行为的工具，同时这一工具也用来建立和管理关系，影响人们的思想并进行动员，从而达到促进利益以及传播价值观的目的。”而Ilan Manor的“数字公共外交”则关注到数字媒体在外交中的应用，他将其描述为：“以数字技术影响外交机构的规范、价值、工作流程和组织结构的长期过程，同时这一过程也影响着外交官概念化其工作的自我叙述和隐喻。” 而“反叛外交”包含了以上公共外交和“数字公共外交”两者的要素。

        本文对这种小型反叛组织权力动态变化的研究也为决策者们带来几点启示：首先，决策者需要认识到非国家、非西方行为体可能使用反叛外交的手段;其次，决策者要理解这些组织本土和国际目标以及传播策略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后，任意划分的标签和后续对反叛组织的分析导致了对这种通信松散的检查，忽视了其中意义的细微差别。

        对于跨国环境中反叛组织的外交活动行为和目标受众方面的研究，学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分析框架。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一些学者认为反叛外交是分裂集团对国家外交行为的模仿，其对话的对象主要是政府和相关机构。有学者则创造了“反对派营销”（Rebel marketing）一词，分析了武装组织如何广泛利用社交媒体、广播、个人交流等方式在国际上传播他们的“品牌”。还有学者则发现不同类型的恐怖组织对与外界沟通的态度和反映也大相径庭，“有限冲突组织”（“Limited-conflict” organizations）会寻求与国际社会的沟通,使用公共外交手段影响他国观点和国际环境；而“全面冲突组织”（“Total-conflict” organizations）则不希望与国际行为体建立任何联系，也不接受国际社会的规范和公约。关于“新公共外交”的研究也指出非国家行为体越来越多地寻求跨国对话，展现出在公共外交领域的灵活性。作者认为，相较于上述研究，本文更专注于反叛组织执行公共外交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动机。

        本文从Mark Leonard公共外交的三个维度进行研究，即新闻管理（News management）、战略沟通(Strategic communication)和关系构建(Relationship-building)，涉及了三个领域: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文化。作者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关注两个反叛组织“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与“伊斯兰卫士”（Ansar Dine）从2011年建立到2018年初的媒体数据。作者按时间顺序记录了两者开展反叛外交的197个案例，并对两个组织的线下行动和线上表现进行了实时比较。这些案例信息主要来源于Facebook, Twitter和YouTube，同时也包括了媒体对两个组织的采访内容。本文将这两个意识形态迥异的组织所使用的反叛外交的方法和目标进行比较，以了解他们的动机和自我认知的差异，以及他们如何发起、维持和发展他们的公共外交。

        “伊斯兰卫士”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是马里和平稳定局面的掘墓人。2011年“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成立，它起源于图阿雷格人开展的一个新兴的，善于运用技术的政治运动，由更强硬的、以军事为导向的分裂主义者组成，其目的是解放马里北部的阿扎瓦德地区。同时北方民众对经济、政治和环境的严重不满导致该地区被伊斯兰极端主义思想所侵蚀，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的伊斯兰组织“伊斯兰卫士”于2011年崛起，其目的是把它的伊斯兰教法强加于整个国家，并恢复教法学者乌莱玛（Ulama）的权威和领导。两个组织都曾在马里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之后随着法国和联合国的军事介入，他们的行动也进入低迷期。“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于2015年放弃了独立的目标，加入了一个以自治为目的的马里北部各类组织的集合体——“阿扎瓦德协调运动”（CMA，Coordination des Mouvements de l’Azawad）组织。“伊斯兰卫士”则在2017年与“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Al-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合并，成立了“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JNIM，Jama’at Nasr al-Islam wal Muslimin）组织，从而壮大了他们的力量。

        “伊斯兰卫士”与外国受众沟通的努力，清楚地表明其反叛外交的意图。他们视这种沟通为可操作的工具——通过新闻管理来构建冲突，并帮助他们实现日常军事目标。同时它还努力通过与外国观众的沟通获得认可和特权，并策略性地和利益相关者进行接触，来构建有关其身份的叙述，并加强其国际影响力。

        为了行动的需要，“伊斯兰卫士”会在与外界沟通时保持战术上的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主要表现为它在媒体上既没有宣布它与“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组织结盟，也没有与马里其他的伊斯兰恐怖组织成为盟友。这导致一些非洲和西方国家不知道如何处理它，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直到2013年才被定义为恐怖组织。

        然而本文也指出，“伊斯兰卫士”早期与外国受众的沟通并不完全出于某一战略意图。以阿尔及尔牵头的和平谈判为例，该组织在这一过程中对外界公布的信息十分矛盾。后来证实，组织内部各派系意见的不一致，对该组织的对外沟通也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尽管在最初其信息有一定模糊性，但后来“伊斯兰卫士”在2012年专门设立了一个沟通系统以协调它与国际和地区新闻媒体的联系。除此之外，该组织还任命了主要发言人，以获得外界的更多支持与关注。它所公布的信息也都经过有意的筛选，从而把自己塑造为与外国压迫作斗争的“好人”，以此来获得好感。“伊斯兰卫士”与外界的沟通带有明显的公共外交特征，它借此获得国际社会对该组织实力和地位的认可，并为此建立了实现这一目标的结构性渠道。

        在“伊斯兰卫士”被认定为恐怖组织后，特别是2017年合并成立“支持伊斯兰与穆斯林”（JNIM）组织后，它表达自己的方式也更加专业化。它开始更加频繁地接触国际公众，主要针对伊斯兰信徒，并把国际行为体作为参与者吸引到马里的政治暴力中。它还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分支机构，通过电报向外界发送信息，控制和描述战场上的具体情况。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但“伊斯兰卫士”通过其行动表明，接触外国公众对其十分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成功地在国际舞台上传播了自己的故事。该组织主要进行战略沟通与新闻管理,尤其注重政治、军事话题，社会话题则更多的是关于伊斯兰教法（Shari’a）的实施。而受制于其意识形态和恐怖组织的性质，关系构建只占其案例的5%。

        与“伊斯兰卫士”逐渐适应数字时代相比，“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MNLA）组织从一开始就非常精通跨国通讯技术，并且该组织认为外部国家和超国家机构是阿扎瓦德获得承认和自治的关键，它广泛利用了公共外交的三个维度:新闻管理、战略沟通和关系构建。但这个案例研究也表明，如果没有“线下”实践，数字公共外交也是无法被正确理解的。

        MNLA试图用新闻管理解决信誉问题，通过宣布其对抗马里政府军的伟大胜利，它成功地以自己的视角塑造了冲突，并增加了在国外观察者眼中自身的合法性。此外，这还使该组织加强了其作为阿扎瓦德人民主要代表的合法性。

        为了协调新闻管理工作，MNLA从一开始就创建了各种与外国受众接触的工具和平台。它对外沟通渠道中最重要的部分是MNLA的网站：www.mnlamov.net，该网站获得了很大的关注，使该组织在马里局势中被外界重视，它的声誉也日益提升。又因为马里与法国的历史联系，该组织在法国也获得了关注，其领导人经常出现在法国电视台上，甚至在2012年其驻法国的发言人还在法国电视台上宣布了阿扎瓦德独立的消息。

        然而MNLA与伊斯兰激进组织的关系和它非法行为的曝光严重损害了它的声誉、新闻管理效力和与外部行为体的关系。作为回应，该组织以国际法为法律武器，发表了遵循联合国决议格式的宣言，并用人权法来支撑他们的主张。

        为了引起其他国家对阿扎瓦德地区独立的反应，MNLA将自己的关系网络拓展到其他国家的民间社会团体，同时继续对官方的国家行为体进行游说。该组织的战略沟通渠道主要建立于线上平台，如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他们通过附有字幕的日常生活图片和视频来传达信息，引起情感共鸣。同时通过参加国际会议，创办艺术展览等方式，该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线下活动支持其线上与外界的联系，从而接触更多受众。

        对于MNLA而言，线下和线上活动是紧密相连的。尽管面临许多问题，但该组织仍然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战略沟通和新闻管理，其战略沟通的主要特点就是长期性并具有凝聚力。人们可以从该组织对外的战略沟通中清楚地了解其意图和策略。

        本文认为公共外交的视角使得反叛运动研究得到了及时更新，因为这些反叛组织的对外交流已经不再局限于与国家的准外交关系。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分析框架，可以加强人们对外交行为体的动机、行为、所处环境以及其不断变化的做法的了解。

        本文所研究的两个组织都通过公共外交来获得外界的承认、增强他们的国际影响力并服务于他们的具体行动。两个组织主要使用与身份、军事实力和社会变化相关的语言来构建他们的冲突，且都采取了新闻管理、战略沟通和关系构建这三个策略。然而，两个组织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在一开始就高度重视与外国公众的沟通，在多个数字平台上获取尽可能多的受众，而“伊斯兰卫士”的外交活动则更为复杂和模糊，且起步较晚。

        本文的研究为寻求确定反叛组织性质、意图和能力的决策者提供了新的见解。研究表明一些弱小的反叛分子或恐怖组织会利用媒体来彰显实力，但这往往具有误导性。只有了解反叛组织通信的相互作用，了解他们如何构建自己的身份和叙述，并掌握他们在当地的行动，才能对反叛组织实际构成的威胁进行可靠的评估。本文认为，公共外交对这两个组织而言更多是维持权力表象的一种方式。对决策者来说，所有的政治都根植于本土环境，而了解反叛外交则有助于了解这些组织所处的环境，因为并不是所有反叛组织具有扩张全球的野心。决策者对各个组织的任意分类，很容易使其忽视那些细微但重要的区别。

        数字时代使“阿扎瓦德民族解放运动”和“伊斯兰卫士”得以接触外国公众并获得潜在的权力和影响力。此外，他们的对外沟通和互相交流为研究人员了解他们接触外国公众的动机、过程和目标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研究数据。本文也表明，非西方、非国家行为体的公共外交有更多值得研究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