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外交】贾庆国：大国外交与中国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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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大国外交与中国选择
作者：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国际关系研究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第126-5期文汇讲堂上，主讲嘉宾之一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原院长贾庆国在主讲《大国外交与中国选择》中比较了中美两国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大国外交，进而从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经历中阐释了中国作为大国该如何处理当前的对外关系。今分享贾庆国主讲精要。
本次讲座为“新时代大国外交”系列演讲第四讲，该系列讲座由文汇报社和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共同主办。
今天谈新时代大国外交，我们先要界定这是属于哪一类的大国外交，因为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外交决策。
大国外交：不同身份决定不同利益，利益决定外交类型
先梳理一下大国和大国外交这两个概念。
从规模上看，大国在于它大。但何为大，何为小？是看地域、人口、资源禀赋、综合实力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吗？日本学者说自己是中等国家，孟加拉有1.6亿人口，是不是大国？那领土居第六位、人口2400万的澳大利亚呢？总体上，判断是大国还是小国，既取决于客观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感受。但有一点毫无争议——中国肯定是大国。
大国的种类非常丰富，有发展中大国，也有发达大国；有贫穷大国，也有富有大国；有弱大国，也有强大国；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大国，即转型中的大国。例如中国，它是崛起中的大国，它既是穷国，也是富国，既是发展中国家，也是发达国家，既是强国，又是弱国，既是普通大国，又是超级大国，在多方面拥有双重甚至矛盾的身份。身份决定利益，中国有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也有发达国家的利益，两者常常是矛盾的。例如，在气候问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维护的是发展权；但作为发达国家，中国又需要节能减排。
外交是主权国家之间，由正式或非正式代表国家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声明、交涉、抗议、谈判、缔约和其他的和平方式处理国家关系和参与国际事务，维护本国利益及推行其价值主张的重要手段。
但是，由于国家的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国家的外交并不相同，外交需求与外交方式也不相同。大国与小国的区别非常明显，大国除了关注自身事务以外，还要关注区域事务乃至全球事务。小国则更多关注自身事务，较少关注地区和全球事务。
受身份和其他因素影响，即使是大国外交，也可进一步分类，如有弱国外交和强国外交，富国外交与穷国外交，发达国家的外交和发展中国家的外交，还有转型大国的外交。所以，在谈大国外交时，需要明确我们谈的是哪类大国的外交。
美国的大国外交
和中国比较相近的大国之一是美国。历史上，美国外交主要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
弱国时期外交：奉行孤立主义为主的门户开放，拓展贸易，避免战争
从1776年美国建国到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的近100年属于弱国时期外交，这一时期特点包括：第一，坚持孤立主义。美国的孤立主义不是闭关自守，不排斥开展对外关系，相反，它非常重视经贸关系。推行孤立主义的目的在于避免卷入欧洲国家的政治纷争，进而损害国家利益。用我们现在的政治术语来说，就是韬光养晦，低调做事。第二，尽可能地“搭便车”。美国充分利用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国际上积极开展贸易，最大限度谋求扩大美国的利益和影响。第三，积极推动门户开放。所谓门户开放，就是要求其他国家放开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限制，共享交往带来的福利。既对其他国家开放，也要求他国开放，要求“利益均沾”，而不是通过武力扩张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当年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也是其中一部分。这个时期是美国领土大幅扩张的阶段，完成了对印第安人居住地区的扩张，还购买了阿拉斯加、路易斯安那等地区，基本上没有通过战争扩张。
从政策效果看，美国当时的外交比较成功，不仅取得了经济利益，也避免陷入与他国的战争。
转型时期外交：通过“搭便车”实现经贸利益，以有限投入维护自身安全
从1865年南北战争结束到1945年二战结束这段时间，是美国崛起时期，外交上属于转型时期。这一阶段，美国的发展速度很快，国民生产总值（GDP）在1872年就超过了英国，到1910年超过了英国和德国的总和。当时的美国做了三件事情。第一，继续坚持孤立主义为主的门户开放政策。第二，继续利用英国主导的国际秩序，通过“搭便车”方式谋求自身利益。第三，这个阶段的后期，随着美国实力的增加和在国际上利益的扩大，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参与和维护国际秩序来谋求自身利益，例如，在威尔逊总统的领导下，美国大力推动建立国联，威尔逊本人提出过“十四点计划”，阐释美国对建构新国际秩序的看法。
回头看，这段时间美国对外政策非常成功，一是在崛起的过程中避免了与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发生对抗和战争，二是通过有限投入维护了自身安全，三是通过“搭便车”有效地实现了经贸利益，四是通过“威尔逊主义”为美国未来引领世界奠定理念和政治基础。
强国时期外交：拥抱国际主义，经济获利巨大，保持霸权地位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17年特朗普执政是美国崛起后的时期，这时候美国的外交应属强国外交。主要特点是美国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转而拥抱国际主义。这里说的国际主义指的是参与国际事务，承担国际责任。二战结束后，美国意识到自己是超级大国，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但是，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极为高昂，著名的美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在《大国的兴衰》中指出，历史上帝国或者大国的衰落都不是因为它们被崛起国家打败所造成，而是被过高的国际秩序成本给拖垮的。为了避免这个结局，美国只能设法降低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也就是以最小的成本来维护国际秩序。于是，美国做了四件事情。一是维持和加强二战期间形成的军事同盟体系，例如，北约、美日同盟条约、美韩同盟条约和其他同盟条约。二是建立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三是和一些国家建立各种合作伙伴关系。通过这三种做法，利用其它国家的资源帮助美国维护国际秩序。为了让合作伙伴、军事盟国、国际组织的成员与之合作，美国承担了许多国际责任和义务。这就是第四件事。可以说，战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延续了上述做法。特朗普上台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他质疑这一原则，认为美国过多地承担了国际责任和国际义务。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美国的外交也比较成功，一是避免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维护了美国的国家安全。二是在国际经贸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三是扩大和保持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四是保持了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和竞争力。二战结束之时，世界处于废墟状态，美国实力超强，它的GDP在世界占比非同寻常地高。几年后，随着各国经济开始复苏，美国经济占比在30%左右，现在虽然低一点，但依然保持在25%左右。总体来说，美国经济在世界上最具有竞争力，不仅规模庞大，高科技也领先全球。在世界经历了冷战、高科技革命、全球化、欧洲衰落、中国崛起之后，它还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实属不易。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美国这一时期成功的大国外交。
中国的大国外交
从国家身份类别的角度看，近代史上中国外交经历了两个时期：弱国外交时期和转型中国家的外交时期。
弱国时期外交：从敌对到合作，从闭关自守到融入式崛起
中国弱国外交时期可分为三个阶段段。
第一阶段是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鸦片战争使中国人意识到国家落后，被迫开放。该时期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沉沦，引发国人极度压抑、愤怒与抗争，并不断寻求突破之策。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后又推行全盘西化。北洋时期曾经实行西方民主制，但未成功。外交上一度采取以夷制夷、洋务运动来弥补自身的不足。有文章记载清政府曾三次请求美国帮助维护其在东北的权益，来抵制日俄对中国的侵略，但均未成功。这段时间，中国也试图通过接受国际秩序维护自身的利益，包括全面接受西方传统国际关系的原则和理念，例如，国家主权、独立和平等。历史上中国没有国家主权的概念，只有“天下”概念，皇帝是授命于天的主宰者。近代中国为了自卫，接受西方国家的理念，强调国家主权。
回头看，这段时间的外交效果不好，战争被打败、领土给割让、主权不断丧失、内忧外患、国家分裂、民不聊生，当然，那时也没有强国认为中国是威胁。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到1979年。这段时间中国实现了独立自主，建立了一个统一高效的政府，解决了国内分裂和内乱问题，并且有效地维护了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在对外经济关系问题上，先对外开放，后闭关自守。对外开放指先全面学习苏联，与苏联分裂后开始闭关自守，此外，不认同甚至宣称要推翻现存的西方国际秩序；在对外经贸关系中，强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外交上，先是非常务实。尽管打了一场朝鲜战争，但是1950年代中期，做了很大的努力改善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的关系；后来将两个超级大国都变成自己的敌人，使自己陷入非常危险的境地；然后再转向务实，缓和中美关系。这种变化也体现在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实践上，不同时间态度不同。
这个时期的外交效果不好，突出地表现在尽管国家实力不强，但却被世界主要强国认为是威胁，几次走到战争的边缘。
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时期的外交。此时中国继续保持独立自主和高效强大的政府，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大力吸收外国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充分利用现存的国际秩序和国际资源来发展自身。对外在强调独立自主，反对外来干涉，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同时，通过融入和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外交上淡化意识形态，不以意识形态论亲疏，而以国家利益为重，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务实行事，量力而行。
从效果来看，这一时期的外交很成功。国家综合实力急剧上升，上升速度超乎想象。同时，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安全环境实现了近代史上的最佳——既没有强大的敌国，也没有外部大规模军事入侵的风险。
转型时期的外交：在挑战中发挥大国作用
随着中国的崛起，特别是2013年以来，中国外交气势宏大，影响深远。外交上奋发有为：开展主场外交、建亚投行、倡议“一带一路”、强化海上维权、提出“命运共同体”；在诸多国际事务上展现中国声音、中国方案、中国气派；可以说，外交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是，面临的挑战也在增加，特别是中美关系紧张，不少国家对中国崛起表示担忧。
挑战不断增加主要有五个原因。一是崛起中的中国身份和利益的矛盾凸显，使得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特别容易进入恶性循环或恶性互动的状态。其他国家想知道中国未来会做什么？而此时的中国自己也在思考和探索。因此，国际社会就开始从最坏的角度加以揣测。如何让世界对中国崛起放心是新时期面临的巨大挑战。
二是崛起中的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和保持中国特色的矛盾突出。一方面，在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一直在与外部世界相融合。我们是世界主要国际组织的重要成员，还加入了不少国际政治经济安全机制。另一方面，我们长期形成的独特的治理方式与发达国家的治理方式还不兼容，比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比较多，这一轮中美经贸关系出现紧张就凸显了这方面的问题。如何化解由此而引起的冲突也是新时期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是崛起中的中国“搭便车”和“开车”矛盾凸显。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加，“搭便车”越来越难，于是越来越多地需要“开车”——以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的利益。如何适时调整心态和做法也是新时期处理好对外关系面临的重要挑战。
四是崛起中的中国自身能力和内外期待差距在扩大。由于中国崛起的速度很快，心态调整与能力提升都跟不上。例如，我们现在大力推进“一带一路”，但对沿线国家了解太少，如何处理相关问题的知识、经验和人才储备不足。
五是我们的智库近些年才真正发展起来，还存在许多先天不足。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年党和政府开始大力加强智库建设，希望尽快弥补这个短板。
在上述背景下，我国对外关系变得异常复杂，出现恶性互动的概率大幅增加。
总之，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外交，一方面中国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增加，另一方面，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也在增加，如何化解上述的问题和挑战，将成为中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的关键。
中国如何应对当前挑战？
中国作为大国该如何处理当前的对外关系？从美国的经验和中国的经历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开展好大国外交的基础和保障。我非常认同章百家先生的观点——那就是近代史上，中国都是通过改变自己来改变世界的。也就是说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了，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好。
第二，作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对外政策中需要平衡好自己身份和利益，最大限度地减少由此带来的困扰。比如在气候问题上需要平衡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发达国家的节能减排需要，两者兼顾，对外更好地解释我国政策的缘由，并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第三，随着经济体量持续增长，中国需要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朝核问题、网络安全秩序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合作开发太空空间问题等，中国在这些问题上应当应当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些问题上，我们需要和其他国家合作，特别是中美之间的合作。
第四，作为越来越多地只能通过维护国际秩序来维护自身利益的大国，中国需要考虑如何利用好他国资源，从而以最小的成本维护国际秩序。在所有国家中，美国资源最多，中国在这方面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把美国的资源用好。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我们利用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发展自己，这里面包含了美国资源；往后中国强大了，仍需要把美国的资源用好；未来中国成为了世界主要强国，也需要利用。如果不能用好美国资源，那么我们的维护国际秩序的成本就会显著增加。
第五，作为利益边疆不断扩展的大国，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应当审慎处理领土边界争议问题，并通过不断扩大自身开放谋求世界对中国的开放，使我们更有效地使用各国资源，以相互开放的形式拥有这个世界。历史上，很多大国都是通过领土扩张来获取利益，美国崛起时改变了这一做法，它主张门户开放并通过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拥有了世界。过去这些年，中国通过推动与他国相互开放，越来越多地拥有了这个世界，比如通过贸易使用他国的资源，通过聘用他国人员使用他国的人才，还通过旅游把其他国家的景点变成我们的后花园，通过这些做法越来越多地拥有世界的各种资源。这种新的实质上而不是形式上拥有世界的方法不同于、也优于20世纪前的对外武力扩张。
第六，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应当加强具有独立性和专业性的智库建设，更加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处的世界，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既符合中国利益，又符合他国利益的应对地区和全球挑战的方案来。在这方面我们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最后，作为日益强大的国家，中国在外交上应该更加低调务实，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世界对我们崛起的焦虑，增加他们与我们合作的意愿，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经营和延长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为和平崛起创造更好的条件，无论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是为世界的繁荣昌盛做贡献，做到这点都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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