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张一飞：“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三个面向

自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关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界定、具体表现与发生原理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实力、科技与全球化三大方向。本文以世界范围、百年时长、质变现象、全新事物为边界，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定义为“全世界范围内，在至少过去百年的时间长度中所未见的质变现象”，并从激情、理性和欲望的深度分别论述了全球性故事弱化、战争乏利可图、智能迅速崛起三种“大变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生的根本原理在于人类正处于从物质主义时期向后物质主义时期的过渡时期，而后物质主义时期的图景尚未清晰，致使人类在新生变局中陷入各种两难境地。本文还为中国在大变局中提出了广泛承认他国独特性，专注解决国内后物质主义问题，尽快投入未来伦理与法律问题研究等三种自处之道。

关键词：大变局 全球性故事 战争 智能 后物质主义

仅从字面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同时满足以下四个条件：条件一，从空间来看，“大变局”必须以世界为发生范围。习总书记所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体现了人类关怀，而非仅仅关乎中国一地，或某些大国。早在19世纪中后期，晚清名臣李鸿章便以“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描述清朝所处之境况，但其视野格局仅仅覆盖大清一国，而其言所出之时，包括工业革命在内的世界根本性变局早已发生百年以上。因此，不能将李鸿章之“变局”套用于当下之变局。条件二，从时间来看，“大变局”必须是至少过去百年时长内所未见之现象。换言之，从近年来向前回顾百年至一战结束前后，其间发生的重大现象不能作为“大变局”所涵内容，否则即非“百年未有”。条件三，“大变局”是质变而非量变。所谓“大”者，基本格局、根本形态也。尽管某些现象从百年前即开始萌芽演进，但其漫长演进过程为过去百年所能见，在其出现质变之前是“变化”而非“变局”，更不能称之为“大”。条件四，“大变局”无关长期稳定存在的事物或事态。“恰似达尔文对生物构造所做的概括性评论：‘自然界富于变化却吝于革新’”。自有人类伊始便已存在的现象及其必然具备的阶段性“生老病死”循环都不能被视为“大变局”的题中之义。

因此，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应拘泥于表面现象或超出上述边界的解读。许多专家学者在此边界内外进行了殊为有益的探索，为该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有学者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集体性物质实力崛起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李文从经济方面指出，“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经济实力持续走强，使西方世界在经济上上丧失绝对优势……亚洲，尤其是东亚取代欧美，成为新的经济增长中心”。阮宗泽从国际实力格局对比的角度对最近百年历史的变化进行了总结，他指出，两次世界大战都主要发生在大国之间，冷战更是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为主，而当下一大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促使国际体系和世界格局力量对比更加趋于均衡化。任晶晶主要强调了中国的实力崛起，他认为，“中国始终保有高度能动性，在融入发展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驾驭了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中国经济具有庞大的规模和体量，这一方面决定了发达国家已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依赖，另一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对发达国家具备了经济反制能力”。

但在此基础上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中国与其他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崛起是否已经在“质变”意义上改变了冷战之后形成的“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或曰是否满足前文所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立的第三个条件，如果不满足，则仍属趋势性“变化”而恐非根本性“变局”。如果中国仍将长期隶属于发展中国家行列，并未成为某些西方学者所谓的“新超级大国”；而各新兴经济体也并未取代传统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地缘军事、新兴科技与国际话语权的中心力量，那么，对于国际格局所处的演变阶段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联系则有待更细致的研究。

其次，有学者将高新科技的发展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金灿荣从历史发展延续的角度指出，继蒸汽机革命、电气化革命、原子电子化革命之后，以人工智能、3D打印、5G、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以及生物技术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向人类走来。李拓进一步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概括为两个阶段，即电子和自动化阶段，以及信息化与智能化阶段。他尤其强调了未来15年，信息技术与新兴数字经济发展将为人类带来重大发展机遇。赵磊更强调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即“智能时代”的分布特征。他认为，智能时代不同于信息时代或互联网时代，大数据和区块链代表了一种从技术垄断到去中心化的转变。

虽然“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确为共识，但是，高新科技进步的不同方向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联系似乎强弱有别，或曰似乎并非所有的科技进步内容都满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立的第二个条件。科技进步有效率进步的一面，也有智能进步的一面。以效率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是人类前三次工业革命的主题，并非过去百年所未见，因此，以效率为导向的科技进步无论其将生产和生活效率推进至何等神乎其神之状，都不能被视为人类进步尺度上的根本革新。“科技进步”这一现象中只有超出“提升效率”的“人外智能”部分才真正属于过去百年未见之质变。

最后，有学者将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作为一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比如，权衡指出“近20年来，科技进步、创新发展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使得全球化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尽管他也观察到“逆全球化”的出现，但是他相信“因为全球化发展已经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新阶段，全球合作与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重要特征和内在规律，因此试图组织全球化发展，甚至逆转全球化趋势，都是不可能、也行不通的做法”。王俊生和秦升认为国家间政治经济联系达到百年未有之紧密，“各国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气候变化、文明冲突、全球治理、贸易规则、恐怖主义等全球性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使得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单独应对”。蔡拓则主要辨析了“逆全球化”的非理性，他认为“逆全球化”片面地把全球化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混淆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象，忽视了全球化的过程性与阶段性，甚至把全球化误解为资本主义全球化，并将全球化的价值导向与内在理念简单地理解为自由主义。这些“全球化过时论”与“全球化死亡论”都是对全球化发展的误解。

但是从历史的长度来看，使各国际行为体紧密连接之全球化进程是否满足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成立的条件二和条件三似乎值得进一步探讨。一方面，自西方国家开始大航海运动之后五百年，全球化进程始终在向前推进，实为过去五百年所已见。另一方面，虽然全球化的正面进程达到了历史未有之高度，但并没有使全球发生“融为一体”的质变，主权仍然横亘于“人类”这一共有身份之前，短期内无法逾越。因此，就全球化进程而论，“变化”则有，“变局”似无。

一言以蔽之，上述三类现象皆有“百年已有，未逢质变”之嫌，但它们却有助于加深对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容边界的理解。据此观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描述的应是“全世界范围内，在至少过去百年的时间长度中所未见的质变现象”。

  不难发现，激情饥渴、理性升级、欲望越界三种大变局的发生使国家处于进退两难、左支右绌的艰辛境地：一方面各国回归自我身份，国际合作难度在最有必要合作之时达到最大；但另一方面战争却又入不敷出，不再是解决冲突的首选。一方面人类直觉上认为有必要限制智能科技的发展速度，合作解决可以预见的智能危机；但另一方面人类一旦放慢脚步，停滞危机就会立刻到来。换言之，合作甚难，战争甚难，停下甚难，发展甚难，总之一切甚难。如此艰险之局何以发生？

首先，人类正在从物质主义阶段向后物质主义阶段过渡，某些后物质主义的基本理念已经在此物质主义阶段萌芽。顾名思义，物质主义阶段的主题是物质层面的利益组合，比如，国家的存亡，经济的得失。解决生存问题的现实主义和解决发展问题的自由主义交互盛行，这是物质主义阶段的必然现象。“物质主义价值导向与‘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排放’是现代工业文明的极大弊端，如果任其肆意发展，不仅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宁，而且会危及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发展”。但是，“后物质主义的价值目标有时是对‘归属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强调’，有时是对‘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强调’，有时是对‘归属感、自我表现、智力和审美满意度的地强调’”，总之是对自我身份独特性的强调，这也是建构主义兴起的时代背景。率先通过工业革命开启物质主义时代的西方国家也率先进入了后物质主义时代，开始关注环境、女权、移民福利等软政治问题，因此在经济竞争中自然不敌尚处于物质主义阶段的后起国家。但是，随着后起国家在物质层面也已迎头赶上，尤其是中国的发达地区也已实现物质丰富，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的精神需求便在全球范围内出现对物质需求的反超之势。当物质层面的生存和发展至少不再构成主要大国的首要问题，人类对于自身存在意义的追问势必浮出水面。比如，美国提出的“美国优先”不仅仅强调其利益优先，更是要强调美国自由主义国家领袖的独特身份，特朗普政府的逻辑并非“自由主义是错误的”，而是“只有美国坚守自由主义是错误的”，因此，其所谓“公平和可持续的贸易”大有呼吁所有国家按照美国规则行事之意。英国脱欧公投的举动体现了英国对其“例外”身份的执着，虽然这种独一无二的身份对经济未必有益，却对其找到存在意义颇具抚慰之效。俄罗斯愈发热衷于在国际场合强调其“欧亚国家”的独特属性和作用，尽管欧亚身份有可能使其两面受敌。中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完善，巨大的经济成功也使中国对自主探索出的新型大国崛起之路信心益坚。可见世界主要大国的注意力都已经或有意或无意地从“生存发展”向“身份意义”侧重。由于“人类”的这一集体身份并未超越主权身份成为主流，因此，各个人类族群获得意义的内容和途径也必然存在巨大差异。尽管从某个角度讲，独特性需要差异感，差异本身对于各个族群认知本族群身份大有裨益，但是在客观上却必将造成新观念、新规则、新机制的匮乏，以致在全球治理赤字之下，造成了一种物质主义权力政治回归的假象。

但是其次，战争早已不再是建立秩序的出路。除了前文所述人类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之外，战争过时的更深层次原因在于，人类抛弃物质主义阶段的首要标志便是各族群普遍将物质层次的杀戮视为最难以接受的荒谬之事。正如即使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人可以接受用火炮杀死同类，却也无法将原始人互食同类，以活人祭祀神灵等行为视作正常，出生于21世纪的人也势必将越来越难以想象采用肉体毁灭的方式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人类每渡过一个发展阶段，通常会将上一阶段的暴虐行为视同人类身份之外的禽兽之举。因此，大国之间各自身份回归有之，战争无法轻启亦有之，虽然尴尬，却属进步。

然而最后，后物质主义阶段究竟为何物却未明朗，人类在真正踏入后物质主义大门之前，没有放慢发展速度的强理由。正如早已拥有互联网思维的人类仍然被原始人的肉体所束缚，虽然人类在集体精神上渐臻后物质主义状态，而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却仍然被物质主义所主导，物质主义的座右铭只有一个词：“发展”。一个贫家挑水女孩无法想象公主的生活，甚至会想象“公主的扁担大概是黄金所铸”，其想象虽然荒谬，却不失为基于其经验事实进行的合理推测；囿于物质主义路径依赖以及广大仍然处于物质主义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人类站在后物质主义的门槛上，迟迟未能迈出进入后物质主义殿堂的坚实一步，但人类的精神却已经如贫家挑水女孩一般，在物质主义的先验条件下对后物质主义阶段的具体生活展开了超验推理。由于人类情感通常摆荡于无聊和痛苦之间，人们对于后物质主义的生活方式同时产生了向往和恐惧两种情感。向往者没有发现另一条通往后物质主义的道路，却急于摆脱物质主义的“无聊”，因此只能主张在物质主义上加速前进。尽管他们没有拿出充分的证据阐明“物质主义的尽头必然有一个美好的后物质主义状态在等待着人类”，也没有证明“即使有一个天堂般的后物质主义时代存在，人类却必须经由物质主义的极致状态才能抵达”，但现实之井使他们坚持认为发展带来的问题只能由发展解决，对付效率的最佳武器就是效率本身。然而，恐惧者对于“无聊”的抵抗能力明显更强，他们着重警惕着后物质主义时代出现更大“痛苦”。然而，同样由于缺少通往后物质主义的路径信息，他们既不能证明“物质主义危机必然先于后物质主义时代来临”，也无法证明“后物质主义意味着人类的危机和灭亡”，甚至无法证明“人类在后物质主义时代也会最终陷入无聊”。但是，恐惧者的明智之处在于，他们对于未知保持着敬畏和谨慎的态度，遏制着“新必胜旧”的直觉冲动，把“向内寻找”，“控制好奇”等格言奉为圭臬。在向往者与恐惧者的对立中，向往者明显占据上风，因为在“容易的事”与“正确的事”之间，人类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遑论后者未必正确。

综上所述，三种变局似乎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链条：后物质主义的到来使人类各族群勇于回归本族群的独特性，却难以用入不敷出的战争方式强行统一身份（变局二）；因此人类在其他领域的竞争将更加激烈，并由此导致经济增长方式越来越偏向效率最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并进而导致智能化趋势愈发强大（变局三）；由此导致合作应对新危机的必要性越来越大，于是故事弱化背景下的合作难题越来越大（变局一）。

最后不得不严肃地强调一点，“不劳而获”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理想，这决定了类似的“两难”变局将会更频繁、更快速地出现。即使最强调用财富和工作荣耀上帝的加尔文教教徒，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希望重新和神建立连接，而建立连接的目的，是为了回到人类祖先偷食苹果之前的天堂一般的生活。科学和宗教在“不劳而获”的理想上不谋而合，因为它们本是这种理想激发出的两种不同的努力方向。只要“不劳而获”仍然神圣，“选择捷径”便会牢牢控制着人类的潜意识。捷径一方面会更快地实现眼前目标，但另一方面却通常会为更长远的生活制造困难，这种困难的具体表现便是“两难”境地。直接破坏性开发自然资源是捷径，但却使人类陷入“生存”和“治理”的两难；用战争手段强迫其他族群屈服是捷径，但却使本族群陷入“和平”和“镇压”的两难……在后物质主义思潮下回归本族群故事是捷径，但却会陷入“合作”和“战争”的两难；在物质主义路径依赖下继续发展智能科技是捷径，但却会陷入“危机”和“停滞”的两难。“由于所遵循的轨道并不是单线的，因此向一个目标的运行有可能使之离目标更远而不是更近”。人类走的捷径越多，“两难”就会越多、越大、越快地进入视野。

“中国将往何处去”？这是每当中国行至历史拐点之处必须回答的古老问题。历史上每到一处重要拐点，中国的答案无外乎“引入新因素”或“建立新制度”，但这些答案被提出的背景是物质主义盛行于世。当中国进入一个以合作空前必要却也空前困难、战争乏利可图且人外智能崛起为特征的，复杂性呈几何级数上升的新体系，向外部物质世界或者物质组织方式寻找答案已必非正确方向。中国要在未来的后物质主义阶段领风气之先，立不败之地，首要任务便是超脱于旧的极端物质主义思维方式，理解但不自缚于地缘政治、军事投射、经济竞争等传统国际关系主题，重点关注国际社会的最前沿问题与最深刻变化，并落实于内向提升国家修养。

首先，国力愈强，宜姿态愈卑。物质主义阶段的所有国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自我中心主义者，非如此不足以在物质世界中生存和发展；更兼“所有谈论我自己的东西——尤其是我从‘我’一角度来谈论自己的东西——都将自己指认为一个不同于所有其他东西的个体”。因此，以自我为中心是物质主义犹存的、全球性故事弱化的世界的必然产物。如果联想到无数被忽视或被闲置的全球性未解难题，自我中心主义几可沦为万恶之源。中国作为有着“上善若水”文化传统的崛起大国，从物质力量到文化基因都具备领衔建构新体系文化的条件，而开此文化先河的前提是中国要成为“同理心”最强的新型大国。鉴于自我中心主义在全球性故事弱化的环境中强势回归，越强调本国反而越丧失本国的独特性，沦为以“强调本国独特性”为特征的平庸国家，为避免陷入“越强调越平庸，越平庸越强调”的怪圈，中国宜在所有对外交往中努力使其他国家能够切身感受到其本国的权威尊严、文化特质、自主权利得到了来自中国的充分认可。具体表现为，少而精准地表达自我，大而系统地认可他国。如此行事风格不应是策略性的惺惺作态，而应是慎重审视本国世界观之后，发自内心的自然举止。如果中国能够跳出“我执”的窠臼，使所有“他者”感受到自己的重要性和独特性得到了承认，中国将自然而然成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新文化引领者。越是所有国家都沉迷于自我神话不能自拔之时，中国越应保持清醒，从心理上超脱其外，牢记来自老子的教诲：“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指低洼之处），故几于道”。

其次，外事愈多，宜内务愈勤。在中国于所有维度日益接近世界中心之际，中国务须接受正态分布型外来冲击：极其反感与极其欢喜于中国崛起的国家必属少数，绝大部分国家都将处于“不悲不喜”的中间地带。中间地带国家注定复杂多变，却又不可回避，中国有两种从国际中间力量中获得崛起国合法地位的途径：追求和吸引。所谓“追求”，即主动调动各种国内资源，发挥一切主观能动性，策得辄行，智计频出地使用对外手段寻求他国从心理和政策上接受中国崛起。此途径可行性甚小，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战争手段已经过时，“战”与“和”两种工具已失其一，在缺少强制力手段的情况下，让利方式不可持久，说教方式难以服人。因此，“追求”之法或难以成功，或即使成功，终将失败。而所谓“吸引”，即精修内政，以国家的全方位强大与公民的全方位幸福获得他国发自内心的尊重、认可乃至效法。尤其要对公民幸福进行更高水准的认知——不仅要将公民生活水平提升至物质主义阶段的较高水准，而且要为公民精神生活的极大丰富创造条件。当战争不再可行，中国要获得深刻而持久的心理优势与有利环境，便不能沉溺于捷径思维，而应把主要精力集中于解决国内问题，尤其要顺应公民的后物质主义精神需求，进一步释放社会潜力，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上，探索实现“X个后现代化”，以求社会力量可以在未来后物质主义时代占据先机。为切实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的座右铭应是“不可高估决定性时刻，不可低估寻常微小的改进”。

最后，前途愈晦，宜担当愈早。尽管后物质主义时代仅仅出现朦胧曙光，但是其大势不可逆转。同时，智能科技将发展至何种程度，其与后物质主义结合将如何重塑社会形态，尚未可知。能否合理认知和利用第四次工业革命超出“提升效率”的本质部分是决定中国能否占据未来发展先机与规则制定权的关键。中国应加大对“未来学”的投入，尝试从更高维度解决眼下的地缘政治、产业结构、人口失衡等问题，加紧研究与科技革命相关的伦理、制度和法律议题。比如，如果人类平均寿命再次翻倍，有可能为社会治理和情感伦理造成哪些冲击？如果信息超载不可避免，应如何减轻诉讼超载和法律爆炸带来的重负？如果智能机器果真出现主观能动性，人类应如何实现安全合作并进行危机管理？如果人类在技术爆炸中突然具备探索宇宙深处的能力，是否应该迈出祸福难测的一步？这些问题貌似杞人忧天，但在一个几何级数演变的世界，它们很可能是未来短短数十年乃至十数年便会出现的棘手问题。等待不确定性全都自然消失注定是无望之举，等待条件全都具备才开始行动则必将太迟。虽然解决高深的问题必然会带来更高深的问题，做出艰难的选择也必然引发更艰难的选择，但是，“随着理解的加深，我们越来越适应自己在宇宙中的角色；同时，宇宙也越发神秘妖娆。作为一个活生生、有意识、具有智能和创造性的微小粒子生活在广袤无垠的宇宙中，远远要比生活在以扁平狭窄的地球为中心的小宇宙上要精彩得多”。中国要做负责任大国，从时间维度上讲，当为人类瞭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