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秩序】从亚投行的创建探析中国巧实力战略| 国政学人 第322期

Emine Akcadag Alagoz

        在具体阐述“巧实力”的概念之前，作者首先基于中国的情况，分析了“巧实力”的两个构成要素（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概念。

        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国际地位的崛起主要来源于过去30年里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快速发展，且两者相伴而生、地位相当。近代百年的屈辱历史，使中国明确意识到“硬实力”的重要性。作者认为，随着当前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军事实力的增强，中国有可能会通过“胡萝卜加大棒”（the sticks and carrots）的方式来运用其硬实力。

        在军事方面，尽管中国领导人极力承诺和平崛起，但百年国耻使得中国政治精英们坚信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国家尊严的基础。正是因为这个信念，中国才投入大量军费发展军事力量，并以此为基础在冲突中表现出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但仍尽量避免卷入直接的军事冲突。中国在台海危机、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一系列事件上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和采取的做法，都体现了中国不惹事但绝不怕事的立场和行动原则。

        在硬实力的经济方面，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实力，不仅提升了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还进一步增强了政治影响力。中国在与其他国家所形成的非对称性经济相互依赖关系中所处的优势地位，使其“胡萝卜加大棒”政策的运用变得可能。如，钓鱼岛争端后对日稀土禁运、黄岩岛对峙后针对菲律宾的旅游警告声明、制裁对台军售的美国公司等。

        随着国际社会出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开始注重“软实力”的运用。这不仅可以向其他国家保证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崛起之路，同时也有助于巩固支撑经济增长的资源和市场。这些战略思想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根源，如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儒家学说中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因此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此并不陌生。在此基础上，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软实力”逐渐受到中国的关注；2007年“软实力”被确定为国家政策。

        随着中国软实力影响逐渐扩大，软实力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关软实力的讨论在中国主要分为两大学派：文化学派和政治学派。文化学派认为中国的“软实力”主要来源于中华历史与传统文化；政治学派则关注中国的政治权力。前者注重中国的文化要素，将其看作中国软实力的核心，如，儒家文化（在东亚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文化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支柱）、以及传统中医药、中国功夫等；后者关注中国的外交政策和倡议，即中国在国际机构建设、议程制定和联合行动中动员等方面的能力，具体表现为中国的睦邻友好外交政策、公共外交、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及海外援助等。因此，中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增强自身“软实力”，如在全球建设孔子学院推广中国语言和文化、设立高水准的外宣机构、积极参与高级别多边与双边国际组织等。在政治价值观方面，中国不盲从西方所谓“普世价值”的论调，而是宣扬和谐世界、不干涉内政、和平共处等国际准则。这种新模式的确吸引了不少亚非拉国家，从而进一步增强了中国的“软实力”。除此之外，中国还通过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来提升“软实力”。中国也是非洲基础设施的最大投资国，并积极开展以对外援助为特征的经济外交。总之，中国通过让受援助国家对中国表现钦佩、受到鼓舞并对中国的所作所为感到感激的方式来提升其软实力。值得注意的是，对中国而言，软实力不仅可以在一般意义上对外提升国际地位，同时中国领导人还将其视为对内稳定统治秩序、提升民族自信心的重要手段。

        鉴于国际社会对中国“硬实力”不断提升的忧虑，中国领导人开始重点投资“软实力”建设。由此，学术界对“软实力”的研究兴趣也飞涨。但这导致“软实力”这一名词的外延不断扩大，反而淡化了它的实质。值得注意的是，“软实力”并非万能良药，如果过度依赖“软实力”来解决问题，有时可能会起到事倍功半甚至适得其反的效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更加重视“巧实力”这个概念以消除“仅凭软实力就能有效推行外交政策”的误解。

        “巧实力”似乎是当前国际关系领域最热的“流行语”之一。作者对当前学界对“巧实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在该基础上，提出“巧实力”中的强制措施（coercion）与合作手段(cooperation)应该是兼容的，即在“巧实力”的实践中“硬实力”与“软实力”应起到彼此强化的效果。只有“硬”与“软”相互配合、协同生效，才能达到外交目标的理想效果。硬实力往往可以通过威慑、胁迫或干涉等手段达成外交目标，而软实力则可以让国家在不影响其长期持久吸引力的情况下使用硬实力。

        然而，“巧实力”的发挥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为了确保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兼容，首先必须深刻把握政策背景，选取最恰当的政策工具，将这些政策手段有机结合，转化成最适宜的权力行为。

        作者指出，“巧实力”战略首先需要明确目标和针对对象，从而据此采取不同的手段。除此之外，还应该对每一种手段的优点和缺点、所费成本及可能带来的后果做到心中有数，比如：军队、制裁、媒体、援助、文化活动等不同手段预期达到的效果是各不相同的。同时，在适宜的时间选取恰当的手段也至关重要。

        巧实力应“因式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尤其在21世纪，随着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互动明显增强，经济因素和安全考量的联系不断加深，环境对于权力运用的影响则更加明显。

        那么，如何评判外交政策行为的是否达到“巧实力”的巧妙性（smartness）标准呢？作者提出了五条标准：即达成目标的能力、让“硬实力”与“软实力”相互促进的实践技巧、对地区和全球现状的诠释与把握、时间规划能力、与长期利益的兼容性。随后作者以亚投行为案例对中国的情况进行了分析。

        中国 “巧实力”的战略实践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的进程相辅相成。中国希望在不加剧其他国家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担忧的前提下，进一步发展经济、提高国际政治地位。在这种背景下，“巧实力”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单凭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任何一个都无法实现该目标。作者随后以“亚投行”为例，分析了中国“巧实力”战略的实施效果。

        亚投行成立于2015年6月，是一个由中国提议设立、旨在为亚太地区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的新型多边发展银行。成员国分为区域成员（亚洲和大洋洲国家）和非区域成员。区域成员占有3/4的股份，其中，中国是最大的持股国（28%）。亚投行的管理结构由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组成。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规模约相当于亚洲开发银行的2/3或世界银行的1/2。在吸取了前两者教训的基础上，亚投行在贷款手续方面做了进一步简化，以缓解当下出现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短缺的问题。

        尽管中国领导人强调设立亚投行的动机主要是满足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需求和所有国家关于加强合作的需求，但美国将其视为一个由中国创造的、以中国为中心的金融制度，且认为亚投行的目的在于挑战现存西方主导的世界金融制度并削弱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霸主地位。日本也在美国的压力下对加入亚投行患得患失。但亚洲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的迫切性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

        亚投行的设立与中国日益提升的经济实力和提升全球经济地位的意愿是一致的。中国尝试将本身就是其硬实力一部分的经济，通过亚投行参与到中国的巧实力战略的实践中。鉴于现存西方主导的国际机制不愿认可中国日益提升的全球经济地位（如IMF故意拖延认可中国的财政捐助和增加中国的投票权），中国通过创立亚投行证明如果自身需求无法在旧机制中得到满足，那么它自己也有能力建立一个可供选择的新机制。亚洲和欧洲国家对亚投行的热情进一步佐证了中国经济的高度吸引力。另外，通过发起成立亚投行，中国还向国际社会传达了这样一种信号：中国决心通过领导建立一种有别于西方主导的新体制来推动世界多极化，亚投行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将凭借其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吸引力，逐步实现建立多极化世界的目标。除此之外，对于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多边发展银行提供的贷款在过去数十年间却不增反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该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贡献无疑证明了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非世界秩序的“威胁者”。这不仅有利于缓解中国“硬实力”日益强大给周边国家带来的焦虑，还能进一步发展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

        亚投行和传统的经济“硬实力”也有关联。首先，通过发起亚投行，中国可以将过多的外汇储备转化为国际政治资本，同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其次，通过援助他国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国内产能过剩这一严峻的问题。最后，作为提供这种援助的回报，中国企业能获得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的合同。

        总而言之，通过发起亚投行，中国将其经济的硬实力与其推动地区发展和多边主义的愿望相结合。中国收获的不仅是经济利益，更使得自身政治优势最大化，树立了一个强大而友好的国际形象。

        第一，亚投行的创立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相一致。这表明中国已经发展到能够影响国际贸易和投资结构的水平，因为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来自于影响国际思维和未来方向的能力。北京在亚投行设立过程中各种突破性的努力都标志着中国首次从一个全球治理机制的跟随者成长为创造者。亚投行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资金支持，使中欧在基础设施、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实现了经济互联互通。这不仅会为中国带来经济利益，更体现出中国在安全上的考量——通过在孟加拉国、巴基斯坦、阿曼、缅甸等国家进行投资，打通新的油气运输通道，一定程度上摆脱油气资源必经马六甲海峡运输的限制，从而保证中国的能源供给安全。

        第二，亚投行是合时宜的。目前，欧洲国家还没有从2008年经济危机带来的沉重打击中完全复苏。与此同时，TPP吸引力明显下降，美国在盟友们心中的信任度与可靠度也下跌，中国借此机会将美国在亚欧地区的盟友劝入亚投行。亚投行正好可以与欧洲的“容克计划”（旨在通过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来创造就业和实现增长）相对接。《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也构想了双方在基础设施领域的互联互通合作关系。因此，亚投行战略的提出是符合欧洲国家利益需求的，是中欧双赢的合作模式。但是，中国与欧盟也必须面对双方在中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分歧给亚投行带来的阻碍，部分欧洲国家认为亚投行的一些项目会加速欧洲的分裂。

        第三，中国的亚投行战略符合当前的区域环境。通过 “一带一路”倡议和成立亚投行，中国实现与周边国家在一定程度上的经济相互依赖，这可以防范周边国家，尤其是那些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未来可能出现的反华举动。从他们对于亚投行的热情和积极性可以看出，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发展机会已经超过了他们对中国地区领导权的担忧。换言之，亚投行为解决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和安全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经济“胡萝卜”。例如，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甚至在选前就宣布，在他的六年任期内，如果中国能在菲律宾建设铁路系统，他就愿意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对中国做出让步(Navarro, 2016)。

        第四，亚投行是中国综合运用“硬实力”和“软实力，并使两者彼此协调配合的实践。中国可通过亚投行树立友好形象，提升“软实力”，同时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但是，中国的投资也并非直接就能转化为“软实力”和地区影响力，周边国家对于中国提供的贷款仍然存在疑虑和担心。以往发达国家给予贷款或其他形式的援助时也构建了所谓的“债务陷阱”，发展中国家一旦无力偿还，就可能面临被迫交付港口、自然资源等权力的风险。作者指出，中国为了消除这种疑虑，应该与其他国家建立互信，创造双方共赢的机会，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这也能间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例如，中国通过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将国内西部欠发达地区与邻国连通，有利于缩小国内地区发展差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共同富裕。

        第五，亚投行符合中国长远的国家利益。国际社会对中国日益崛起的经济实力存在担心，以至于出现了“锐实力”（即通过文化霸权来塑造国际舆论）等杂音。作者认为，中国应防止这种“信息福利”被国际社会理解为“硬实力的输出”。不过，“锐实力”话语的产生，确实揭示了中国“软实力”战略实施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因此，作者建议中国应抓住亚投行的机会来树立自身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国际形象，消除所谓“债务陷阱外交”的舆论。同时，还应注意亚洲地区超过2/3的基础设施项目是通过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合资建成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明智的战略举措，表明亚投行并非意图与已有的多边开发银行竞争，同时可以帮助亚投行从其他机构的实践经历中吸取宝贵经验。另外，亚投行为中国输出产能、创造收益、巩固国有企业海外市场份额以及促进国有企业发展、加速人民币国际化、巩固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等方面都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总而言之，亚投行是正合时宜的，它是中国在深刻把握地区和全球大局势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项与中国长期发展利益相契合的战略，既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又具有推动世界多极化发展进程和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的溢出效应，满足了评判“巧实力”的五条标准。但是，借贷国对债务危机所带来的风险仍然存在担心和疑虑，这构成了推进亚投行建设中的不稳定因素。鉴于这些风险，作者指出，中国应该明确认识到“巧实力”的效果并非是永久的，一个成功的“巧实力”战略依赖于“硬实力”与“软实力”的支撑。中国应该进一步完善发展其“巧实力”战略，将重点放在增强与其他国家的互信关系、营造双赢局面上，而非过分强调自身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