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秩序】区域脱钩：去美国的亚太？丨国政学人 第304期

作者首先基于已有研究基础上对“竞争性区域主义”概念进行界定。竞争性区域主义强调若干国家之间通过建立和利用区域机制作为其竞争平台，以此服务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不是真正为了促进多边团结。这些机制并不一定是由一个单独的国家建立起来的，但却可以视为是一个国家（或多个国家集团）对另一个国家（或集团）对国家利益诉求的表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与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的并存：中国并没有加入TPP，而在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口中TPP的合理性被描述为“不仅体现在其有利于贸易一体化和经济利益，更因为其重要的地缘战略影响”。对于安倍晋三来说，TPP不仅可以为其“安倍经济学（Abenomics）”做出贡献，还可以加强同美国、澳大利亚以及东南亚国家（如越南）的安全关系，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平衡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影响的作用。TPP与RCEP在功能上十分相似，尽管RCEP最初是由东盟倡议建立，但多数人都认为其是一个倾向中国的倡议。RCEP所提的改革议程远没有TPP那么野心勃勃，但它一直在中国的推动下稳步前进，因此RCEP也被视为是一个反TPP（anti-TPP）倡议。然而有趣的是，中国允许在提案中增加包括对投资和知识产权等非贸易问题的讨论，以此来增强对日本的吸引力。中国明显得益于日美之间的裂痕。由于美国的退出，TPP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逻辑推动力（美国是TPP的主要支持者），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如何推进TPP或RCEP的问题已经对美日关系和日本的区域角色带来重大影响。中日两国也出现类似的竞争性区域主义，如中国支持推动的东盟10+3和日本支持推动的东亚峰会（EAS）。中日两国还支持太空领域的竞争性区域合作机制——中国支持的亚太空间合作组织（Asia-Pacific Space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APSCO），日本支持的亚太地区空间机构论坛（Asia-Pacific Regional Space Agency Forum，APRSAF）。最近，这种竞争的区域性竞争围绕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展开——奥巴马政府坚决反对并劝服日本不加入。反亚投行（anti-AIIB）的合作使得美国和日本被边缘化，而包括许多西欧“民主国家”在内的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

这种国家之间在机制上的竞争加强了这样一种叙事：该地区“竞争的时机业已成熟（ripe for rivalry）”，而机制层面的竞争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间为塑造地区秩序而进行的竞争。这种叙事的背后是中美陷入所谓“修昔底德陷阱”的假设，且越来越多的事实指向这一假设。但是中美之间潜在的竞争在一些领域会被两国的合作所抵消，如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问题和打击索马里海盗等。我们要认识到，尽管在区域机制中不时会出现国家之间的竞争，但也有一些国家在其他机制中合作的反例，这些反例模糊了许多假定的国家竞争的界线。随后作者举了三个例子进行解释。第一个例子是亚投行（AIIB）的设立，尽管许多国家担心亚投行会变成一个帮助中国推进其利益的强大的竞争机制，但亚投行实际的发展模式反映出它与美国和日本领导的机制和现存的所谓“自由经济秩序”之间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第二个例子是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CMIM达成的一系列的协定表明，国家的自我扩张（self-aggrandizement）可以与对区域机制的承诺相结合，且潜在对手之间可能发生的竞争也可以让位于双赢的妥协。在金融领域，共同的威胁或问题可以促成国家间替代性的妥协，而这种妥协在硬安全领域一般难以达成。第三个是例子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和三国合作秘书处（TCS），该机制的印证了一个事实，即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高层官员的定期会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国家间的暴力冲突。

当前遍及东亚和亚太地区的多边机制离形成一种规范或一致的秩序还有很大的差距。在东亚地区，尤其是东北亚地区，国家间的竞争和互信的缺失加大了地区合作的阻力。特别是在安全方面，东亚地区的所有武器都是针对其他东亚人的。各国政府仍旧是地区多边主义——特别是多边主义2.0——的最终力量源泉和最基本的构建基础。不同国家在领土权（Territoriality）和国家政府优先事项上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跨国经济整合的力量以及在流行病或环境污染等问题上潜在的协作需求。尽管各国政府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日趋增加且新的区域机制层出不穷，但它们仍然在各种问题上相互竞争。在最好的情况下，东亚地区的秩序仍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合作则是勉强的。多边机制化的合作的领域在迅速扩大，但是在零和博弈占主导地位的大多数硬安全问题中仍缺乏双赢的解决方案。然而，正如中日韩三边关系所表明的那样，即使是最缺乏互信的国家之间仍可以通过适当的机制来减轻彼此的猜忌。

与最近热议的大国之间权力转移或者大国竞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亚太地区的权力和等级制度并不是单调一致的（monotonic）。中国也许能够在亚太地区各种经济金字塔中与美国平分秋色，但同时美国依旧保持着对中国军队的实质性优势。此外，日本、韩国、越南或东盟等众多中等强国正作为一个整体在不同的权力层次结构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多数情况下，这些国家并不急于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积极寻求发展同双方同时建立良性的关系。因此，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东亚地区的国家更倾向于这样一个结论：在一个领域（如安全领域）的零和博弈并不妨碍其他领域（如金融、贸易）的共赢合作，且在一个领域的成功合作往往会推动在其他可能合作领域的试探。没有任何一个地区机制能够完美适配如此复杂的权衡和博弈，而相比之下更合理的解决方案是设立拥有不同成员、应对不同议题的多个不同机制——这也是东亚地区“多边主义2.0”的微妙所在。如贺凯（Kai He）所言，“亚太地区愈演愈烈的机制平衡结果很可能就是，重叠的多边制度成为亚太地区的‘新常态（new normal）’”。

特朗普政府对参与这种差异不大的多边主义兴趣不大，因此美国在该地区的作用（尤其是在那些不受第七舰队影响的活动中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这并不是该地区大多数政府所乐见的结果。外界对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诟病颇多，但其在东亚采取的多层次和多边的方法却在该地区的大多数政府中产生了共鸣。无论美国是否参与其中，东亚的区域主义仍然走在一条不断扩张且深化的道路上。因此，美国新一届政府选择“退群”的决定不太可能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口号，反而可能“让美国再次靠边站（make America marginal again）”。

美国选择这种自主边缘化（self-marginalization）的结果会是什么呢？美国紧密的盟友和安全合作伙伴、以及众多横跨亚太的私营企业会发现，符合他们利益的选择是，不仅要对美国重回多层次的地区参与循循善诱，更要在彼此之间建立联系并探索能够提高对冲（hedging）能力的选项。在经济和金融领域，如果修改后的TPP（modified TPP，此处应该是指CPTPP，译者注）能够达成，亚洲内部的关联将更加紧密，其内部的合作可能逐渐取代美国私有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它们逐步排除在外。同时，美国市场准入的任何限制都可能刺激亚洲的公司和政府去寻求可替代的市场和合作伙伴。而这最终可能带来永久性的改变。同时，亚洲各国可能会选择加大国防预算投入，这可能反过来酿成整个地区的安全困境进一步恶化。其结果可能是美国最终被迫卷入亚洲的安全问题——而如果美国从开始便介入防止地区紧张局势的升级情况可能会好得多。

与此同时，亚洲内部对美国在亚洲金融合作联盟（AFC）之后的边缘化表现出的反应表明，当美国选择退出时，亚洲各国政府在解决问题时可能更倾向于抱团取暖。美国未来的退出可能导致亚洲各国在共同关心的问题（如流行病、救灾、环境污染和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更依赖亚洲内部机制来展开更紧密的合作。最重要的问题是，谁会在亚洲内部类似的集体行动中担任领导的角色。中美两国领导人在气候问题、贸易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方面所做出的反差巨大的表现证明，中国领导人更像是一个真正的领导人，而美国的特朗普则更像一个有待深入学习的学生。

现实让人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美国与该地区的任何脱节行为，都会增强中国的影响力。但是鉴于弥漫在整个东亚地区的在安全上的不互信——特别是对中国长期意图的怀疑——或许使得各国很容易建立一个在金融、流行病和污染等简单问题上实现机制化合作的区域，但不太可能进一步创建一个没有冲突和强制外交（coercive diplomacy）的地区，尤其是在中国的领导之下。如果没有美国的积极参与，东亚多边主义2.0可能会进一步深化，但仍然无法解决东亚各国之间难以破除的互信缺失问题——而由于之前美国在东亚地区过于突出的存在导致各国之间迄今仍然存在的缺乏互信问题被压制或搁置。

然而，依然存在一种更为乐观的可能性：亚洲各国之间复杂的功能等级、中等国家和遍布整个地区的私营企业强烈的兴趣将与不断扩散的多边机制相融合以遏制毫无保障的恃强凌弱行为的发生。这种结合可能反过来引领各国继续做他们过去所做的事情：专注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搁置领土争端，避免直接军事冲突。尽管在特朗普的领导下美国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一个身处边缘的观察者的角色，但亚洲各国政府并不会对这一过程的结果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