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研究】阿拉伯国家体系的主权、民族主义与地区秩序丨国政学人第279期

2019-11-162019-12-31 国政学人 0 Comments

作品简介

【作者】Michael N. Barnett，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国际关系教授。

【编译】朱文菡（国政学人编译员，伦敦大学亚非学院）

【校对】周心培

【审核】丁伟航

【排版】

柯晗燕

【来源】Barnett, M. (1995). 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ab states syst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3),479-510.

期刊介绍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简称“IO”，是一份经过同行评议的季刊，涵盖国际事务的领域包括：

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安全政策、环境争端与解决、欧洲一体化、联盟模式与战争、谈判与冲突解决、经济发展与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等。

它成立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代表国际组织基金会出版，主编是乔治城大学的Erik Voeten。

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显示，2018年IO杂志影响因子为4.508，在91个国际关系类期刊中排名第一（1/9），在176个政治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一（1/176）。

阿拉伯国家体系的主权、民族主义与地区秩序

Sovereignty, nationalism, and regional order in the Arab states system

【中东研究】阿拉伯国家体系的主权、民族主义与地区秩序丨国政学人第279期

Michael N. Barnett

内容提要

1994年6月，克林顿成为继威尔逊之后首个在法国议会发表讲话的美国总统，他谈到民族主义对国际秩序构成的日益严峻的挑战。

威尔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到巴黎倡导民族自决的思想，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林顿在冷战后抵达巴黎，警告民族主义如何破坏国际稳定。

时下（编者注：

本文发表于1995年），谈到民族主义，人们更多地联想到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和对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冲击，而非文化自主、民主和主权。

学者和决策者也更多地谈民族是如何对抗国家（nations against states），而非民族国家（nation-states）。

这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的碰撞在阿拉伯研究领域尤为明显。

阿拉伯国家就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内涵理解和阿拉伯国家间的关系争论激烈，主要有两种阐释。

最具代表性的是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他们主张（1）阿拉伯国家的权力不是来自于公民，而是来自于一个更宽泛的超国家的的阿拉伯民族；

（2）呼吁阿拉伯国家加深经济、文化和安全联系以深入构建阿拉伯政治共同体；

（3）拒绝阿拉伯世界的在领土或司法方面分裂；

（4）要求消除阿拉伯世界的领土界限（territorial divisions）以使阿拉伯国家和阿拉伯民族范围一致。

然而，另一种阐释是与阿拉伯世界领土划分和主权的排他性相一致的。

约旦国王侯赛因指出他和埃及总统纳赛尔观点的差别就在于纳赛尔将阿拉伯民族主义视为阿拉伯一体（Arab unity），而他认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只能通过阿拉伯国家间的完全平等来实现。

虽然阿拉伯领导人都将自己定义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并鼓吹阿拉伯一体，但是他们组织阿拉伯世界政治的方案却可能大相径庭。

侯赛因的观点是今天的主流。

本文采取制度分析法（institutional analysis）说明，阿拉伯地区秩序是国家主权巩固（the consolidation of state sovereignty）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内涵转变（a changed meaning of Arab nationalism）的结果，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体系从国家和民族对立，到主权国家和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存，再到阿拉伯国家内部关系治理上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享的原则的建立。

本文考察的对象都是阿拉伯联盟的创始成员国——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沙特、叙利亚和也门。

虽然1945年以后阿拉伯联盟显著扩张，但是这些创始成员国才是阿拉伯内部政治以及国家和民族间关系的转变的研究重点。

在国家和民族关系上，作者主要关注点有三。

第一，内部主权或外部主权在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传统中都没有真正的对应物。

然而，国家形成过程增加了民众对于国家的认同感。

第二，巩固国家主权的实践同时也发扬认同主权的阿拉伯民族主义阐释。

因此，作者认为阿拉伯世界会从国家-民族对立走向国家-民族统一。

第三，主权的巩固和阿拉伯民族主义“温和派”的出现使得阿拉伯国家得以发展出稳定的（行为）预期和共同的（价值）规范，从而推动地区秩序的建立。

本文第一部分为探索阿拉伯国家体系并关注制度（institutions）、角色和秩序间关系提供了制度框架；

第二部分阐述了国家地位（statehood）如何同时呈现两种潜在对立的角色（主权国家和阿拉伯民族），这种对立使得该地区难以稳定；

第三部分探讨了在国家建构和互动机制下，阿拉伯领导人的自利行为（self-interested actions）如何促成一个新的制度环境，这个环境发展了阿拉伯民族主义和既定的主权国家及其准则，而这种发展反过来也助益了地区秩序。

随后作者展示了一些能够佐证阿拉伯国家已经建立了在内部关系治理上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同规则的迹象。

文章导读

一、研究阿拉伯国家体系的制度方法

有的学者把制度视为相对稳定的一系列角色和利益；

有的将其视为持续且相互联结的一系列正式或非正式规则，这些规则描述了行为角色、限制了活动并塑造了预期。

但不管持何种观点，正如罗伯特∙基欧汉所言，角色经常表现为制度的确定性特征。

作者进行制度分析并关注角色概念以解决阿拉伯内部政治的三大中心议题：

（1）1967年以前地区秩序的缺席；

（2）国家主权的制度化；

和（3）上世纪60年代后强化的地区秩序。

制度方法通常与变化和稳定理论紧密相关，而少与不稳定理论联系起来。

然而，国家是嵌入无数分布着不同的角色和行为预期的制度中的，这表明国家有时可能被要求扮演自相矛盾的角色。

当社会关系中某些位置存在相互矛盾的预期时，角色冲突就会存在。

阿拉伯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制度。

尽管薄弱，但它分配了阿拉伯国家各自的角色，以限制和塑造他们的利益甚至身份，并且对违反其规范的人实施制裁。

然而，这与另一个重要的概念问题有关：

阿拉伯民族主义在历史和空间上都被证明具有相当大的概念弹性，并且制度本身也可以被视为行为甚至身份塑造的结果。

为定义和概念明确起见，泛阿拉伯主义在本文是指要求阿拉伯国家之间进行政治统一的阿拉伯民族主义，因为它们能从中获得权力和合法性。

总之，这一问题的制度视角强调了相互竞争的制度如何建立对阿拉伯国家的替代性需求和预期，并因此阻碍了对地区秩序的探索。

这些制度加深了作者对阿拉伯国家体系中地区秩序的理解。

具体而言，制度通过提供激励措施和行动约束并呈现战略互动的语境来塑造历史变化。

史蒂芬·克拉斯纳指出，路径依赖模式的特点是自我强化的正反馈。

最初的选择通常是很小且随机的，但它们决定了未来的历史轨迹。

一旦某条特定的路径得以确立，它便会挤占其他的可能路径，即便未来人们可能会发现其他路径效率更高、适应性更强。

而最初的选择得以持续，是因为个人和社会团体开始认同过去的决定并从中受益，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革的成本加剧。

这种基于路径依赖的视角与制度变革汇集在同一个地方：

秩序的产生。

一旦国家行为体承担起特定的角色，这个角色就会以连续且可预测的方式限制其行为，从而协调共同的预期并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这一定义区分了事实秩序和规范秩序。

可以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将其分为三类：

将国际秩序视为取决于物质因素，即现实主义；

利己主义国家建立规范和体制以进一步合作与稳定，即新制度主义；

关注行为体和制度如何牵涉到相互创造的过程中，即建构主义。

建构主义承认国家可以建立制度来鼓励合作，但与新制度主义不同，建构主义认为：

首先，制度可能不是有意识设计出来的，而是从经过常规化和制度化的有规律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出来；

其次，制度代表了一种国家身份、角色和利益的重要来源；

第三，通过建立相对稳定的预期和行为体角色的共同规则来激发秩序。

二、主权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产生

奥斯曼帝国的瓦解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相结合，使大国能够重建阿拉伯世界。托管制（mandate system）展现了中央集权和主权背后的强大力量；阿拉伯世界被分而治之而非统一在单一政治单位中。托管制催生了新的反殖民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新的政治行为体类别。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一张地图可以预测现实，反之非然。与其说地图是对现实的反映，不如说地图是对现实的预期。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拉伯反对奥斯曼帝国的斗争、奥斯曼帝国的灭亡、透过托管制和犹太移民的欧洲帝国主义使该地区居民重新思考他们的政治身份和最有意义且令人满意的政治安排。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认为（1）有也可以创建一个由拥有阿拉伯语言和文化底蕴的所有人组成的阿拉伯民族；（2）阿拉伯民族应形成一个独立的政治统一体；（3）建立这个统一体的前提是有意识的成员之中的发展，且成员是其政治决定和忠诚的决定因素。

尽管建立了以主权为核心的阿拉伯国家联盟，但阿拉伯国家仍然扮演着具有自相矛盾的行为预期的角色：主权要求它们承认彼此的合法性、边界和不干涉原则；而泛阿拉伯主义则认为阿拉伯国家应捍卫阿拉伯民族，维护合法性的地区标准，并否认国际与国内之间的界限。泛阿拉伯主义为阿拉伯领导人提供了参与彼此内政的机会，将对建立地区秩序所依托的稳定预期和共同规则的过程复杂化了。

三、地区秩序的产生

（1）国家建构

独立之初，由于整体上的殖民历史遗产和具体化的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国家既缺乏外部权威，也缺乏内部权威。它们依赖于对阿拉伯民族的身份认同，来使其政策和行动合法化。阿拉伯领导人面临的问题是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维护国家主权，这种民族主义既是政治支持的工具，也是国家主权的障碍。阿拉伯领导人往往需要阿拉伯民族主义为他们的行动提供基础，然而根据其逻辑得出的结论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权力基础本身。

为了消除这种矛盾，并确保其政权的生存，无论激进还是保守的阿拉伯领导人都开始将这种跨国或地区的身份认同转变为对本国的身份认同。这场国家建构运动主要通过物质激励、外部威胁和符号控制来实现。物质激励体现在这一地区特殊的经济互动上，国家是民众的经济来源。这种福利国家模式将物质利益、政治忠诚和身份认同与国家联系起来。外部威胁能够建立起“我们”的意识，从而形成民族认同。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毫无疑问加强了科威特国民的身份认同。就连名义上维护阿拉伯民族而进行的与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也客观上加强了民族国家特性。总之外部冲突加剧了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分离感。符号控制通过重建政治身份认同来获得合法性是一种很有性价比的获取支持的方式。例如，继纳赛尔后渴望成为泛阿拉伯主义领袖的穆阿玛尔·卡扎夫（Mu’ammar al-Kaddaf）试图通过历史文字、节日和古迹来建立阿拉伯利比亚民族的身份认同。总之，阿拉伯领导人在地区一体化时，也把相互之间的分裂推到了更高水平。

（2）国家间互动

虽然最初的互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但互动及后续行为则显得具有威胁性。温特认为，在与他者的关系概念化上，自我被迫成为一面镜子，不利的行为产生了更加谨慎的看法、利益冲突的感受以及不同身份的可能性。路径依赖的行为被制度化，并建立了不受变化影响的不同角色。因此，仅仅无政府状态并不能解释这些角色的出现。相反，这些角色是由参与者自己和他们的行动创造的，是通过行动形成的。

独立后，阿拉伯领导人虽然认识到彼此有着共同的利益，但却将泛阿拉伯主义视为特洛伊木马，使其对合作充满忧虑，在未来的互动只会强化这些猜疑和恐惧。也就是说，对阿拉伯民族主义最有破坏性的正是泛阿拉伯主义。最明显的是20世纪60年代泛阿拉伯主义经历的双重失败：1961年阿拉伯联合共和国（UAR）的破产和1967年的阿以战争。1961年，叙利亚退出了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指责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不过是纳赛尔在叙利亚进行经济和政治扩张的工具。泛阿拉伯主义的另一次重大失败伴随着1967年6月以色列军事胜利的结果。在泛阿拉伯主义的名义下，阿拉伯国家各怀鬼胎、相互拆台。纳塞尔在斗争中辞职，并将宣传从“团结一致”转向“目标一致”和“新实用主义”，即合作不追求阿拉伯一体化。简而言之，阿拉伯国家通过一个持续的互动过程，在主权和相互关系的预期上达成了共识。

由于国家的形成和互动过程，阿拉伯国家越来越被视为具有现实基础的国家。它们之间日益扩大的差异，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理解上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主权国家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阿拉伯民族的身份认同更多扮演着阿拉伯国家间桥梁的角色。总之，国家间互动弱化了泛阿拉伯主义，并激励了阿拉伯国家探索各自的不同之处。

（3）转变迹象

主权的制度化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改变鼓励阿拉伯领导人更加一致地采取与主权有关的行为预期，这反过来又加强了地区秩序。然而，在什么基础上可以说主权已经制度化了呢？为了证明主权已经制度化、泛阿拉伯主义已经衰落、阿拉伯国家已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同的规则来管理它们的关系，这就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根本不符合主权的做法。作者找到了支撑阿拉伯国家走向主权国家和主权国家间互动的三个迹象：（1）一体化对话和协议的式微；（2）阿拉伯首脑会议的议程；（3）阿拉伯领导人并不将自己宣传为泛阿拉伯主义和政治统一的倡导者。

主权强化（the rise of sovereignty）最简单明了的表现就是关于一体化的对话和协议几近消失。新月地带的阿拉伯国家在1949年到1964年之间达成了七项一体化协议，但1967年到1978年只达成了伊拉克和叙利亚间的一项协议。阿拉伯一体化最初也是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划分具有人为性，而缺乏合法性，因此期望使民族和国家尽可能一致。但一旦形成国家就有了利益的划分，久而久之便不再追求一体化了。

阿拉伯首脑会议的议程也见证了主权的上升和泛阿拉伯主义的式微，以及在处理相互关系中共同规则和稳定预期的发展。尽管1967年以前的正式议程都涉及阿以问题，但非正式议程和许多首脑会议前的筹备会议将泛阿拉伯主义和政治一体化设置为中心议题。然而，1967年后的议程便不再关注政治一体化问题或关于如何组织国家间关系，分歧开始围绕着如何解决和协调它们对共同关心的问题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