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研究】全球经济中的反霸权战略丨国政学人 第269期

全球经济秩序的共性是它们在国际体系中产生的积极的外部效果网络，这些秩序的效用与追随者的数量成正比。在存在大量追随者的情况下，即使是顽固不化的行为体也发现，加入这些霸权秩序比单打独斗更为可取。

2008年金融危机挑战了冷战之后确立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引发了大量关于新自由主义秩序未来稳定性的学术辩论。在危机后的十年里，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挑战似乎没有全球安全秩序面临的挑战严重。正如塞巴斯蒂安•马拉比 (Sebastian Mallaby) 在2016年底所观察到的那样，开放型全球经济持续了下来，全球化正在改变，而不是停滞或逆转。“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政治或安全问题相比，经济秩序对规则的接受度虽低，但却广泛。然而，在现有经济秩序中，围绕影响力的冲突并不等同于试图修正该秩序的核心理念。尽管行为体在新自由主义的某些边缘进行修补，但现存的霸权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保留。尽管如此，一些观察人士还是对危机后中国的一系列举措加大了关注，这些举措加剧了人们对中美权力转移可能性的担忧。

2008年后的辩论过于狭隘地聚焦在有关大国相对能力的经验主义争论。如果霸权秩序是国际关系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单位，那么可能应该在概念层次上更加深入地考虑这个问题。以往的霸权秩序传统上是通过一场明显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的大国战争结束的，在没有这种冲突的情况下，理性的修正主义者将如何试图颠覆或取代现有的霸权经济秩序?

国际关系理论家关于霸权经济秩序是否正在衰落的最近一次重要讨论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末。崛起的日本和“过度扩张”的美国的影响在国际关系学者中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当时，和现在一样，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崛起的行为体的意图和能力上。然而，苏珊•斯特兰奇 (Susan Strange) 认为，衡量原始资本和资源的指标忽略了权力性质的转变。

斯特兰奇描述了结构力量需要考察的四个关键支柱，用以确定霸权秩序是否真的在减弱。第一个是提供安全。如果修正主义行为体能够破坏现有安全秩序的主要部分，就很难维持有意义的跨境交流模式，在公海的掠夺行为、领空争议、信息战或无偿没收外国直接投资，都会加大全球经济中任何私营部门参与者的风险。

第二个支柱是“控制商品和服务生产体系”的能力。维持对生产控制的一种途径是控制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制度。对私营部门来说，贸易或投资规则的改变将迫使他们改变全球商业战略。同时，改变规则也会影响强大的行为体之间的分配结果。

第三个支柱是“金融和信贷结构，通过这种结构(除了最原始的经济体以外)，人们可以在既不工作也不交易的情况下获得购买力”。能够提供信贷的参与者可以尝试利用他们的金融权力来执行全球金融秩序的规则。改变货币制度（例如改变储备货币）将会产生显著的分配效应，那些在全球金融秩序中占有特权地位的大国更有可能将调整成本转移给国际体系中的其他国家。

最后一个支柱是“对知识的影响，无论是技术知识、宗教知识，还是思想上的领导。”关键经济统计数据的定义、管理和解释是代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例子。如果事实如此，那么经济数据的框架就会对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战略产生巨大影响。对信息施加更大影响的行为体能够更好地以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方式构建现实。同样，原则信念和因果信念决定了霸权经济秩序的形成方式。他们也可以通过教育和专业化的方式来扩大秩序的范围。创意仍然在维护全球经济秩序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新的经济思想可以帮助改革现有的秩序，以免固有的矛盾从内部破坏它。与此同时，反霸权思想可以在经济危机之后挑战这种秩序。

根据斯特兰奇的推论，对安全、生产、金融、信息和思想等规则的能力和管理代表了对霸权经济秩序的控制。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人们就美国及其支持者是否维持了新自由主义秩序展开了大量辩论。一些人认为，这场危机削弱了支持华盛顿共识的历史集团（historic bloc）的物质和意识形态力量，并助长了修正主义势力。若的确如此，斯特兰奇所概述的当前霸权秩序结构组成部分的可持续性正在面临风险。然而，如前文所述，关于从一种霸权经济秩序和平转向另一种霸权经济秩序的经验资料非常少。或许用斯特兰奇结构性力量的关键维度来评估是否有修正主义行为体真正威胁到巩固美国霸权秩序的结构性维度是有必要的。

霸权秩序的大多数转变发生在大国战争之后。在没有公开冲突的情况下，处于霸权秩序下的观察者将对任何修正主义或去合法化的努力极为敏感。因此从逻辑上来说，反霸权行为体（需要考虑）如何在不引发现有霸权秩序支持者过早压制的情况下，为自己的结构性权力奠定基础。修正主义行为体显然愿意冒着破坏当前秩序的风险，创造一个更符合他们利益和想法的体系，这也说明任何破坏霸权秩序的行为都可能产生有害的经济后果。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不久的时代，都不被认为是经济健康发展的时期。如果搅局者企图颠覆现有的霸权秩序，但不具备为该秩序提供替代结构的想法或能力，那么任何行动都为时过早。所以，理性的修正主义者会希望将破坏保持在最低限度，直到为新的敌对的霸权秩序奠定基础。

戴维·埃德尔斯坦 (David M. Edelstein)认为，维持现状的行为体将密切关注崛起中的大国意图和能力的转变：“崛起中的大国在短期内越具有挑衅性，它们的长期意图就会引发越多的问题”。现有秩序的支持者将会谨慎察觉任何潜在挑战该体系的举动，并对之做出过激反应。支持者很可能会发现许多被视为潜在修正主义的“虚假言论”，尽管事实并非如此。因此，理性修正主义者应该把他们的努力引导到那些最不可能引起霸权支持者负面反应的领域。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和历史制度主义者都主张采用规避风险的方法来修正霸权经济秩序。理性选择的学者会警告那些对未来有着健康预期的行为体，不要追求以牺牲长期收益为代价而最大化短期收益的次优策略。他们赞同崛起中的大国在准备好承担起领导责任之前，不要透露修正主义的目标。历史制度学家也会强调，在创造新的霸权秩序时必须进行适当的排序。在推翻霸权秩序的早期阶段出现的一个错误，可能会导致未来出现十分不理想的结果。因此，理智的国际修正主义者希望以一种尽可能降低消极反馈影响的方式挑战全球经济秩序的不同支柱。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修正主义的机会，行为体更愿意以一种尽可能长时间的，使令现有秩序的支持者放松戒备的方式来进行挑战。尽管霸权主义支持者已开始注意到修正主义的苗头，但其他短期威胁的存在会使支持者把注意力从长期威胁上移开。这为修正主义的治国方略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指导。

当理性的修正主义者决定建立国际制度来满足他们的偏好时，他们应该首先关注信息和思想。安全或金融秩序应该是最后的竞争领域。这种逻辑基于哪些秩序在短期内最重要。在危机时刻，权力资源的可替代性是有限的。时间范围很短，能够承担的权力种类也很有限。尽管每一项结构性权力支柱都很重要，但安全与金融依赖于危机时刻能够更快部署的能力。因此，霸权主义支持者将对这些权力维度更加敏感。

作者通过三种方法对比国际政治中总资源和净资源的区别。

第一，作者对大国竞争案例进行检验。选取案例的标准是两个大国长期竞争，且一国在总资源上占优势，另一国在净资源上占优势。

第二，作者使用大量数据来评估上述指标（GDP、CINC、GDP×人均GDP）在预测国际冲突和战争结果时的准确性。

第三，作者用三种衡量指标复制了部分现有的国际关系模型，分别测算三种指标的样本内适合度（In-sample goodness-of-fit）。作者认为，指标的适合度越高，就能容纳更大的数据方差，因此学者应采用适合度更高的指标。

潜在的修正主义行为体将有动机尽可能长时间地继续参与现有的霸权结构。原因有四方面。首先，也是最明显的是，公开退出现有的国际机制，无疑发出了一个明确的意图信号。其次，即使是修正主义者也能从参与当前的霸权秩序中获益。过早地拒绝现有规则会使参与者面临成为遏制策略的对象。除非有一个可行的反霸权体系，否则单打独斗没有什么价值。第三，参与现有霸权秩序为收集有关该秩序的长处和短处的资料提供了许多机会。相比于拒绝，参与现有结构更多的是收获而不是失去。甚至存在虚张声势而不是退出去接管现有体系的可能性。但是，如果挑战者不能接管，那么第四点才能发挥作用。修正主义行为体将有动机破坏或阻挠现有的霸权秩序。如果没有像革命、战争或全球萧条这样的外部冲击，大多数行为体在物质和认知上都会偏向于维持现状。只有当修正主义行为体能够使现状越来越令人不满时，反霸权结构才会开始有吸引力。

在霸权经济秩序的不同结构支柱中，生产和金融领域是修正主义者将最需要参与的现有治理结构。金融管理、贸易和投资的国际体制极其复杂，有许多相互影响的结构。如果不能继续积极参与现有的结构，就会比修正主义者所计划的更早发出修正主义目标信号。相比之下，安全机制和信息机制都没有这么大的动态密度。缺乏对这些领域的积极参与也就不足为奇了。

理性的修正主义者应该首先将他们的努力集中在结构性权力的维度上，而这些维度不会产生快速的转折点。在这些结构支柱中，权力的增加不会在系统中产生立即并且紧密的偶联反应。然而，在其他方面，小的增长可以触发大的级联效应，导致霸权之间快速的阶段过渡。这也同样适用于金融秩序。

安全领域的修正主义行动也可能引发迅速的连锁反应，但这种反应是消极的。平衡的逻辑和螺旋模型的动态都表明对安全领域的挑战会产生快速而有力的反应。任何行为体如果过早地拒绝现存的安全制度或积聚军事力量，就会在建立反霸权秩序之前面临争端。与思想或金融一样，修正主义行为体在挑战现有安全秩序时也需要格外谨慎。

生产领域也可能存在网络性的外部效应，特别是在标准制定发挥重要作用的部门。总体而言，这一支柱不太可能在系统层面产生不连续的冲击。然而，如果修正主义联盟能够在安全或金融方面达到临界点，那么就必须实现修正主义的目标。因此，当修正主义者已经在其他领域建立了能力并准备好创建一个连贯的反霸权结构之后，他们才会转向这些结构性权利。这表明，一个修正主义联盟会优先考虑生产层面，然后再转向思想，接着是安全，最后则是金融。

表1显示了挑战结构权力支柱的相对风险。因此，在信息或思想世界中努力建立反霸权结构将是任何反霸权联盟挑战现有生产秩序的第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在每一个领域，修正主义的努力应首先从国内领域开始，然后才体现在国际制度或治理结构中。

这种排序对理性修正主义者来说是有效的，但并不能保证人们会去追求它。国内政治联盟有可能迫使领导者采取次优的行动，革命领导人可能倾向于采取风险更大的行动。然而，偏离这一最佳排序可以用来推断为什么行为体在追求修正主义。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不想彻底修改霸权秩序，而只关心修改现有秩序的一个支柱。领导人有可能是在抓住机会，因为他们察觉到战术上的优势，即使这将冒着增加修正主义长期成本的风险。这可能是由于国内或心理上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执行一项最大程度的修正主义战略。但是既然我们有了一个最佳的排序，我们可以检验行为体是否正在追求理性修正主义。

本文认为，国家主导的反美国霸权秩序的努力，不是无效就是低效。与此同时，它对自由经济秩序的未来发出了两个警告。首先，美国学者在评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未来的稳定性时，可能也关注了错误的信号：人们对金融秩序给予了太多的注意。这就引出了最后一点。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在1987年的一篇文章中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国内政治而非美国霸权的衰落是导致全球动荡更大的原因。美国是霸权集团的中心，但欧盟和日本等强大的国家，以及美国国内的私营部门行为体和民间社会组织都是现有秩序的捍卫者。如果特朗普政府想要颠覆现有秩序，那就必须考虑其他支持者的反应。

目前来看，特朗普政府在推翻思想/信息体制方面是最积极的，其次是生产。尽管偶尔会有想要改变现有体制的暗示，但其政府在安全和财政支柱方面的立场要比以往坚定得多。这就是理性修正主义者所追求的精确顺序。正如列维（Levy）所指出的，“几代人重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工作不可能在一年内完成，但特朗普已经有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开始”。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最理性的修正主义者并不存在于任何挑战美国霸权的行为体之中，而他们就住在华盛顿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