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名管理】国际关系中的污名管理、越轨身份、规范与秩序 | 国政学人

污名可以推进国际规范。人权、自由市场、民主代表制都可以证明国际谴责可以迫使国家遵守共同规范和共同价值观念。冷战结束时，众多东欧国家都急切的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员。国家精英使这些规范迅速国际化，使欧盟和北约不断扩大。与此同时，违反规范的国家将被看作“异类”，被排除在“文明国家”之外。

在国际关系中对于正常行为和污名化的动态关系研究还没有建立系统的理论。建构主义研究违反规范的国家通过何种机制社会化后转而遵守国际规范。在研究规范动态的最有影响的文章中，芬尼莫尔（Finnemore）和希金克（Sikkink）认为违反规范将导致反对和污名。国际关系学者还未深入研究污名化，这个理解规范运行的中心命题，从而也忽视了异常行为体有助于澄清规范。国家是积极行为体，可以积极主动运用策略应对污名，甚至可以通过把污名看作一种荣誉从而挑战占有主导地位的道德话语。

本文通过把戈夫曼的社会学理论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当中，建立了一种研究污名化和污名管理的理论方法。界定了污名的概念以及规范扩散和国际社会的传统方法在维持国际秩序方面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本体论的不安全感这个原始推动力将越轨国家推到国际社会的边缘。强加污名的动力源于对国际社会组成的不确定性。污名化过程主要有：标签(标记差异)、刻板印象（负面印象），认知区隔（区别他我），地位丧失（社会贬低、自我贬低）和歧视（社会排斥）。文章提出应对污名策略的类型：承认污名、拒绝污名与对抗污名。污名化的研究对分析规范，身份和国际秩序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新途径。

污名是一个希腊词汇，最初指的是一种纹身或动物皮上切割或烧伤的痕迹。在现代用法中，污名常常与个体被疏远、孤立有关，特别是在公共场合，被疏远的个体常被认为是“离经叛道”或有“道德污点”。60年代，社会学家戈夫曼把污名概念引入社会学研究。他对污名化的研究对于理解国际规范和国际秩序具有重要作用。建构主义学者也受到了戈夫曼的启发。众多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使用污名理论分析失业者，变性者，移民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困境，反映出一种复杂的歧视和应对策略。在种族，精神疾病，艾滋病毒/艾滋病和残疾等问题上，污名常常造成物质不平等并通过历史偏见和排斥固定下来。任何身份，属性或行为都可能被污名化。戈夫曼认为与属性有关的污名比与行为有关的污名更难改变。例如，种族、民族、国籍都用于判断某个个体是否符合正常标准。污名是历史互动的结果，污名在产生后将塑造污名身份，甚至在污名行为发生改变后污名仍然存在。

污名由以下部分组成：标签(标记差异)、刻板印象（负面印象），认知区隔（区别他我），地位丧失（社会贬低、自我贬低）和歧视（社会排斥）。通常这些组成部分是随时间顺序依次发生，但也可能同时发生。虽然以上步骤不能概括现实中各种复杂情况，但是阐明了强加污名的四个主要步骤。贴标签，凸显某些个体或社会差异。贴上标签的差异性与某些刻板印象相关时，成见就产生了。污名化有助于对号入座并通过社会认同和知识机制起作用。社会标签暗示了把“我们”与“他者”分离，即第三步隔离。第四步，污名化的个体将经历身份丧失与歧视。当标签与“不良特征”相关联时，将塑造贬低个体的理念。戈夫曼认为，每个人都有被污名化的可能性，即使是最幸运的“正常人”也有这种可能性。“把理想形式确定为标准，那么几乎所有人都处于标准之下。”他认为，污名化不是因为没有遵守既定的社会正常标准，而是正常性本身固有缺点的结果。

戈夫曼坚持认为社会秩序是所有人共同产生的集体成就。具体而言，如果规范和价值观念不是经常加强就会危及社会秩序甚至导致规范崩溃。没有好与坏的共同意识，社会秩序就不存在。建构主义者认为规范与社会秩序之间的联系是共同的观念、秩序和稳定。而作者认为不是共同价值观念而是本体论的不安全感这个原始推动力将越轨国家推到国际社会的边缘。国际社会不仅仅是通过共同的规范和认知塑造的，污名化的过程也塑造了国际社会。

建构主义者为研究国家如何社会化做出了巨大贡献。近年来，建构主义者开始研究当规范被质疑或被拒绝时会发生什么情况。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认为“规范扩散应该被理解为一个双向过程，指出了本地行为体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重要性。”戈夫曼提供了关于正常性如何通过污名化来构建社会的最初见解。污名化涉及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并且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抵制和应对。

文中定义的正常观众是一些强加污名化的国家，而强加污名化的过程也可能失败。“正常观众”不是一个固定的社会群体，而是通过污名化过程中在特定的情况下建立和确认起来的。被污名化的国家可以在战略上采用正常观众缺乏一致共识来改善自身的处境。

戈夫曼假设污名群体有两种应对污名的可行策略：第一种，承认污名，污名群体认同“正常观众”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价值观，为他们的越轨行为道歉，并内化“正常观众的价值判断”。污名群体将最终从异常变为正常，并成功地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如果污名群体以此种方式应对污名，那么国际社会的道德凝聚力会得到加强。第二种，对抗污名。污名群体接受污名并转换成为一种骄傲的象征。污名群体把污名转化成为一种美德和特有的区别他我的异常价值观。选择性的价值观保护了污名化群体内部的自尊和地位。对抗污名成功的关键点是施加污名的主体被认为是越轨者。作者提出了第三种污名管理策略：拒绝污名。污名群体接受国际社会关于正常、异常的标准却否认自己属于异常的一类。拒绝污名会导致施加污名群体与污名群体都陷入相互尴尬情况。污名群体成为正常群体即为拒绝污名策略成功。

污名管理的方式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例如离婚曾被认为是“严重偏离传统婚姻规范”，但现在却得到广泛认可和接受。作者首先解释了污名化过程所嵌入的特定规范秩序和政治背景。简明扼要地解释在经历标签(标记差异)、刻板印象（负面印象），认知区隔（区别他我），地位丧失（社会贬低、自我贬低）和歧视（社会排斥）过程后，国家如何采取应对污名的策略以及策略效果对其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影响。本文涉及德国，奥地利和古巴三个案例。所有资源都来源于公开的材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因纳粹主义的历史经历和对各种种族、民族和宗教人口的可怕迫害和罪行而不堪重负。德国被污名化即被贴上标签，确认成负面典型，遭到其他国家的排斥，承受国际社会的歧视。当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和苏联在国际社会中是“正常的典范”。反法西斯同盟国认为自己是道德秩序的捍卫者，追求“我们”和“他者”分离的明确逻辑。二战后仅仅几年——西德和东德的分裂导致了迥异的结果。东德被宣传成为英勇的反对纳粹主义的抵抗者，而西德则被认为是污名的罪魁祸首。西德没有寻求与其他战败国家结盟，但是急切的寻求域外集团的认可。冷战给了西德一个机会。为共同抵制苏联，西德成为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创始成员之一。1955年西德加入北约，为德国迈向国际尊重的第一步提供了平台。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西德对于西方的形象，即从“他者”被接受成为“我们”。1990年德国统一之后，一项条约才正式结束了盟国和德国之间的战争状态。1999年，德国参加对科索沃的行动，正式在盟友观念中从“异常”转变成为“正常”。可以说完全摆脱了污名的阴霾，从“他者”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我们”。

德国逐渐的复兴并被其他国家接受，主要由于德国承认并接受了污名。德国承认过去而德国领导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显著地减少并改变了德国的污名。期间，德国政治精英将纳粹主义视为德国历史上的反常现象，并避免讨论其“无法形容的罪行”——直到20世纪80年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通过建立大屠杀纪念馆、犹太博物馆来处理过去的历史问题。德国在1999年加入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也是朝着“正常化”迈出的一步。在2007年的欧盟峰会上，波兰总理卡钦斯基认为，如果纳粹没有杀死这么多波兰人，波兰将有资格在欧盟获得更多的选票。丹麦首相拉斯穆森所说，其他成员国都认为波兰是落后的和“生活在过去”，这显示了对德国污名态度的转变。德国对于污名的管理非常强大，采取了预防外交政策——德国领导人受到世界其他国家和本国民众的密切关注。德国需要不断的努力达到最高的道德标准，甚至超越“正常”。德国已经超越了最初被视为“正常”的德国，成功的改变了欧洲对德国的观念。

在某些情况下，污名国家可以接受“正常”和“越轨”的整体类别，但并不赞同自己属于“越轨”一类。2000年，欧盟谴责奥地利自由党与中右翼政党人民党联合组阁，首次成为执政联盟的一员，进入奥地利主流政治舞台。奥地利对谴责和施加污名的策略就是拒绝污名。这表明即使在思维方式相同的国家中维护规范秩序也是困难重重。拒绝污名将出现尴尬的局面，双方都缺乏信任与安全感。“正常观众”也不复存在。

2000年，奥地利极右翼自由党进入主流政治舞台，遭到欧盟成员国的反对，纷纷冻结与奥地利的双边关系。奥地利政府不认为自己有越轨行为，并逐渐表明他们对如何在欧洲维护规范表示了不同意见。虽然对奥地利施加的污名与德国的污名类似，它给整个国家造成了负面印象，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二者有根本区别，奥地利污名带有极端仇外心理的色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奥地利被视为纳粹主义的第一位受害者。1943年10月由美国，英国和苏联外交部长发布的莫斯科宣言中，指出奥地利“是希特勒典型侵略政策的第一个受害者”。正如国内外经常描绘的那样，奥地利是东西方之间中立的桥梁。与德国不同，奥地利塑造了一种特殊的“受害者文化”。这种文化最先源于战后的身份重建。奥地利人不对纳粹时代犯下的罪行负责。拒绝污名发生的机制之一就是从外界找到一个替罪羊，即奥地利把对其自身过去的批评转变为外界对其自身的阴谋。奥地利在1995年成为欧盟的正式成员。海德尔选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于许多奥地利人来说，海德尔只是一位南方的州长，他将自由支出计划和反移民情绪融合在一起。2000年1月，欧洲委员会通过决议，表达了对欧洲极端主义政党的严重关切，并将奥地利自由党称为“右翼民粹主义并对纳粹抱有同情”。欧盟成员国媒体一致认为奥地利“极端排外”，欧洲需要与奥地利“分离”，将“我们”与“他者”分开。这是欧盟历史上第一次对成员国实施外交制裁。2000年2月，葡萄牙欧盟轮值主席国发表声明，宣布十四个欧盟国家禁止在政府间层面与奥地利进行接触或开展大使会议磋商，法国和德国策划的制裁还包括抵制文化交流计划，学校旅行和军事演习等等。以色列无限期撤回其大使，美国召回大使。2000年在葡萄牙举行的欧盟首脑会议上，包括法国总统雅克奇在内的各国领导人在集体合影环节时都避免站在奥地利总理身边并避免与其有任何身体接触。

然而，欧盟制裁受到奥地利和较小的成员国如丹麦等的质疑。十四个政府在欧盟条约框架之外仍然和奥地利保持双边互动，因此制裁更具象征性。制裁的支持者宣称欧洲是一个“具有共同价值观的共同体”并且认为有必要明确地将欧洲与奥地利区分开来。反对制裁者警告欧盟制裁违反条约并且是非法的，对奥地利的制裁违背了“民主自由原则，各国公民都有投票选举所支持政党的基本权利”。奥地利引发了所有成员国关于欧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干涉国内政治的激烈辩论。2000年秋，美国和以色列也恢复了与奥地利的双边合作。奥地利公开表示了反制裁的胜利。在这个具体案例中，拒绝污名有助于指明维护欧洲规范秩序的规则和程序。制裁的复杂性导致奥地利和其他欧洲领导人要求指定具体规则以确保明确性和预见性。在奥地利的案例中，拒绝污名最终为新的措施铺平了道路，并明晰了欧盟规范和秩序的界限。

污名可以导致赋权，采用对抗污名策略将污名转变为骄傲的象征，即将罪恶转化为美德。当对抗污名策略成功时甚至可能具有回旋的反效果，即施加污名的行为体即是越轨。以古巴为例，它对正常国际社会产生了影响。冷战后古巴失去其苏联盟友和意识形态支持的时期，仍然继续采取反抗美国对其施加污名的策略。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采取减轻制裁措施的举措表明，对古巴施加污名的策略失败。

在冷战期间，古巴是苏联的第三世界盟友，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也是美国主要针对的国家之一。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革命后，1960年10月，美国对古巴实行禁运。1962年，美国将古巴驱逐出美洲国家组织，对古巴实行全面贸易禁运。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贸易禁运，美国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的出发点都是孤立古巴。美国迫使其西方盟国在整个60年代停止与古巴的贸易，虽然政策在70年代有所松动，但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再次实施禁运。古巴一直以来公开挑战美国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古巴经济大幅缩减，失去了援助和支持。1992年美国法案禁止美国公司的外国子公司与古巴进行贸易，禁止美国公民前往古巴任何地点旅行以及向古巴的家庭汇款等。

2000年以后，美国和古巴的自由团体为和解带来了希望，许多美国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认为古巴已不再是一个安全问题。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古巴总统卡斯特罗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在一次合影会上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并握手。古巴领导人为美国提出的歧视性身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荣誉制度”系统。通过外交手段，古巴代表参与国内和国际形式的对抗污名行动。例如，古巴将美国士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折磨伊拉克囚犯的照片放到美国驻哈瓦那特派团外的广告牌上，附带的口号宣称：“法西斯，美国制造”。古巴领导人和外交官的反美行动得到了墨西哥，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领导人的钦佩。古巴通过积极的外交手段实施对抗污名策略。古巴外交在2008年取得了更大的象征性胜利，当时里约集团欢迎古巴作为其最新成员。当华盛顿要求孤立哈瓦那时，拉丁美洲领导人提出了尖锐的反对，要求在奥巴马发布联合声明中终止美国对古巴的禁运。2009年6月美国接受古巴回到美洲国家组织。古巴的经验表明，当文化和结构背景分离时，不能创造污名。当美国无法动员更广泛的国家群体时，对抗污名即成为可能。对国际社会安全的威胁没有共同认知时，施加污名非常困难。如果美国与古巴的关系持续正常化，最初被施加污名的行为体就是采取对抗污名的胜利者。古巴是对抗污名的典型。古巴成为抵抗美帝国主义和国际社会多元化的象征。

本文为理解国际关系中的污名化现象提供了一个理论框架。污名化的过程不断地塑造国际社会。每当国际社会谴责某种越轨行为时，规范权威就得到强化并重新建立国际社会对规范界限的认知。国家之间通过污名化过程相互教导规范及其界限。污名有助于确保本体论安全和道德凝聚力。污名化过程并不是一种单向的过程，国家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污名，他们运用各种方法应对他们的越轨身份。污名管理通常伴随异化和边缘化在，但有时也会成功地挑战现有的对于正常的理解和共识，会给国际社会的主流思想带来潜移默化的影响。研究国际关系中的污名具有广泛的意义。首先，对于传统的规范和社会化研究方法进行了重新定位。第二，污名理论大大增强了对国际关系中核心问题的理解：国际秩序问题。第三，实证方法发现的模式大大增加了对规范扩散的认识。由于过程增加了共同行为体对于污名的认知，污名很可能会继续随着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增加而扩散。未来的研究可以探讨国家内部对于污名的争论将如何影响国家应对污名的策略。还可以研究非国家行为体如何参与污名化过程。污名化不仅仅是模仿，学习和说服，其对于国际社会中正常的国家身份和行为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