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话语的重要性:WTO的制度规则怎样解决争议丨国政学人
话语的重要性:WTO的制度规则怎样解决争议
Words Matter: How WTO Rulings Handle Controversy
Marc L. Busc Krzysztof J. Pelc
人们经常将国际法院的裁决简单归纳为“谁赢了”,但是大多数情况并非如此。就像其他国际组织一样,世界贸易组织也提供了平衡法律纪律与政治约束的裁决。作者认为国际贸易组织处理政治敏感问题的一种方式是增加其裁决影响力。在这一过程中,法官为各国政府提供了话语资源,使其国内受众相信遵约的合法性。为了验证预测,作者对自1995年以来该机构的所有裁决(包括专家组裁决和上诉机构裁决)进行了文本分析。作者发现,很多政治相关议题采用了大量不同的术语,非财政议题就是一例。另外,当一个议题被反复裁决时,WTO的影响会逐渐减小。总之,世贸组织巧妙地选择其措辞,以说服诉讼当事人及其国内受众相信在政治上充满争议的争端中,遵守裁决的合法性。
只关注“谁赢谁输”的想法,忽视了法院解释其决定的努力。法院所寻求的劝说和审判一样多。国际法院在裁决涉及被视为侵犯主权的敏感国内问题的事项时处于最弱的地位;它们害怕在重新制定规则的努力中,国家政府以不服从的形式进行抵制。因此他们在处理政治敏感议题时,法院大量采用了寻找案件文本先例等策略。
在本文中,作者认为法院寻求说服的手段是依靠情感,即运用表达明显的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词语。为了验证这个假设,作者选取了几乎与情感毫无关联的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尽管世贸组织的任务是处理技术性的经济议题,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专家组与上诉机构还是经常运用充满情感的词汇来使决议更具说服力。因为决议没有强制力,WTO必须告诉各国政府和国内民众遵从裁决的好处。作者认为运用情感表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提供给各国政府与议题无关的资源,以推动遵从的合法性。
作者认为,通过增加情感影响来应对政治争端的方法,使世贸组织有别于诸如美国最高法院、欧洲法院等其他法院,这种方法在劝服国内民众遵守国际裁决时更为有效。为了使各国政府遵守它的决议,WTO的大多数制度设计都是在协调政府与其国内议会的关系。事实上,贸易让步是以互惠的方式作出的、争端期间的谈判是闭门进行的、与制度相抵触的壁垒是要消除的,以上这些特点使世贸组织和政府在面对国内进口竞争行业时步伐一致。
作者选取了自1995年以来的世贸组织裁决文件,运用自动文本分析方法来验证假设。最终结果证明,不同裁决运用的表达情感的词汇在数量上有很大的不同,其方式遵循预期。一个法律问题越是政治敏感,法官在裁决中就越依赖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
WTO中的情感表达
作者运用索罗卡(Soroka)和杨(Young)创建的“情感辞典”统计裁决中含有积极和消极情感的词语数量,并通过排列词频来得出情感的频率。为了探究WTO使用词汇的特点,作者关注于词汇的总体频率而非积极和消极影响的相对值。为了更好地理解情感影响的含义,该研究构建了两类各种裁决的文本样本组合,并且只包括世贸组织案例中发现的影响术语。这些文本样本旨在说明达成一个同等裁决的不同方法。
在这些说明性的例子中,第一个低影响文本特征的情感得分为0.014,而第二个为0.15。图1说明了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的情感影响分布,将所得数据与世贸组织规则样本联系起来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其中大部分变化在0.04和0.1影响之间。图1图表形态显示出这两种裁决的正态分布,这表明分析不太可能是由异常值驱动的。图1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虽然上诉机构的情感词汇在很大程度上随专家组的情感词汇的变化而变化(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60),上诉机构使用的表达情感的词汇明显更多。
这对于习惯于认为上诉机构是WTO中更为稳重、连贯的法律机构的学者来说是一个意外收获。上诉机构的法官有任期,其裁决各方必须无条件接受。而在裁决过程中,上诉机构又面临着更多权衡:既要使手头案件遵守现行法令,又要管理成员期望,还要试图寻求影响判例法的方向。因此上诉机构的法官比特别小组专家成员运用了更多情感态度词。
图2是情感词在世贸组织裁决中的分布图,这次是按法律问题进行排序的。它仍旧区分了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上层法律问题中带有情感色彩的词汇出现频率最高,低层法律问题中情感词出现频率最低。
世界贸易组织的GATT III 条款,涉及国民待遇的问题,从图表2可以看出,该条款运用的情感词频率较高,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文本,也不可避免地参与到一些情感框架中。但是给裁决增加情感态度词是有代价的,情感是一种话语资源,尤其是对被告国内的亲合选民来说。但是,情感词限定了裁决的实质内容,进而限制了它对世贸组织判例的贡献,并有可能被视为偏离法官的意愿而是仅解释法律的授权。这样,情感框架就涉及到与司法经济一样的“灵活性”和“刚性”之间的平衡,或者更广泛地使用逃避条款。
事实上,当计算每一组国民待遇内关于争议的法律索赔的先前裁决的平均数量时,可以发现:三个最低影响的案件建立在平均8.1个先前裁决的基础上。相比之下,在一系列影响最大的案件中,平均索赔额的1.3倍已经被裁定。换言之,这些影响深远的意见不仅与传统上被视为有争议的法律问题有关,而且还被认为与更史无前例的主张有关。当然,需要核实时间和争议结果等因素并没有驱动这种关系,并看看它是否适用于整个案件量。
这里,作者审查了争议中的国民待遇规定与所使用的情感词之间的关系。从第一栏的简单单变量回归来看,非财政问题比财政问题运用了更多表达情感态度的词汇,正如关贸总协定第三条第4款所示。
在面对具有政治争议的议题,例如在涉及国家主权的争端中,法官们运用了更多情感类词汇,试图为诉讼政府提供话语资源,让他们的受众相信WTO调查结果的合法性。但纵观整个案件,对某一特定事项的裁决判例越多,对法院使用情感词的频率就越小。根据作者的理论,随着一个法律问题的逐渐完善,法官们逐渐减少了对充满情感的词语的依赖。
在制定裁决时,法院必须关注政治遵循和政治反馈。作者认为,除了引用先例,世贸组织的法官意识到国内政治的中心地位,并通过使用更多积极或消极情绪的词语来处理政治争议。这种战略性的司法行为使法院和被告国在国际贸易体制中结成某种联盟:他们必须说服国内受众遵守法律。
然而,无论国家背景如何,法院对充满情感表达的条款的过多关注也限制了调查结果的普遍性,并使法官面临着越权的指控。同时,这些充满情感表达的条款,被政府用作最需要话语资源呈现给国内受众,以为其遵约的合法性进行辩护,通过此种方式,世贸组织的条约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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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政学人):【国际组织】话语的重要性:WTO的制度规则怎样解决争议丨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