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研究】核裁军和化学武器裁军制度的终结 | 国政学人

2019-08-152019-12-30 国政学人 0 Comments

简介

【作者】詹姆斯·维尔茨（James J. Wirtz），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教授、国家安全事务学院前主席。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并担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客座教授和国际研究协会安全研究部理事会理事。他的研究包括核战略、恐怖主义与军备控制等。他已出版的主要作品有《理解情报失败：警告反应和威慑》、《核武器与新兴国际秩序》等。

【编译】李博轩

【校对】雒景瑜

【审核】王国欣

【来源】James J. Wirtz, “Nuclear disarmament and the end of the chemical weapons ‘system of restrai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95.4 (2019):785–799.

【期刊】《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是国际关系领域内领先的同行评审学术期刊。该期刊的2017年影响因子为2.952，世界排名第8位。

【安全研究】核裁军和化学武器裁军制度的终结 | 国政学人

内容提要

以冷战为出发点的几十年来，在描述化学武器和核武器的未来时，人们可以对裁军的总体趋势进行乐观评估。化学武器已经被大多数军队抛弃，并在很大程度上与世界政治脱钩；核武库正在萎缩，核武器带来的一系列负面作用也让其在军事和外交层面的作用日渐减弱。然而，近期的事态发展让这一预估面临困境。化学武器的控制在此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近年来却面临挫折。国际社会正在以与处理化学武器类似的方式处理核武器，而化学武器在世纪之交基本上已经从国际政治中消失了。本文探讨化学武器限制制度何以终结，以及这一结果对核武器有何预示。

【安全研究】核裁军和化学武器裁军制度的终结 | 国政学人

文章导读

核武器裁军：乐观的来源

冷战的突然结束向后冷战时代提出了怎样使用核威慑以维护国家安全的问题，美苏双方都终止或者大幅减少了核武器现代化项目，条约规定的核武器削减和退役步伐加快，各种作战实践暂停。同时，确保战略核武器更加安全的努力正在进行，1991年美国取消了“全天候警报”状态，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大致遵守。世界范围内核武器的部署数量在下降，新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于2011年签署，对美俄双方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可携带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做了限制。另外，认为核武器对当代安全威胁反应不佳的看法，通过减少将核武器纳入国防政策的明显诱因，加强了所谓的禁止使用核武器的禁忌。

化学武器裁军：成功的现实

复杂的化学工业仍然是一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化学科学无法被抛弃，因此化学武器从地球上完全永久地消除是难以实现的。在这种前提下，我们可以说十年前政治和军事上已经有效地实现了化学武器裁军。大国普遍认为，将化学武器纳入其武库的成本超过了使用化学武器所带来的作战和战略利益。为了防止受到核武器或常规武器的打击和摧毁，化学武器还需要昂贵且危险的基础设施进行保护。到2019年，193个国家和地区正式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根据《公约》，97％的化学武器库存已被核实销毁。

化学武器裁军制度涉及四个要素：对化学武器的禁忌；禁止拥有或使用化学武器的规范、条约和国际机构；威慑；缺乏军事利益。缺乏军事利益实际上为化学武器在世界政治中的式微提供了充分的解释。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任何国家都不会大规模地配备无用或是不受欢迎的武器。不过，如果对利益的看法发生变化，禁忌就会受到侵蚀，那么规则就可以被忽视，此时只有威慑发挥作用才能恢复裁军制度。

裁军体系实际上是针对孤立的化学战事件而出现的，这体现了化学武器是一种“穷人武器”的观点——技术门槛低，对技术水平更低的对手十分有效，两伊战争中化学武器的使用证明了这一点。此外，化学武器也被恐怖主义所使用。到2013年底，虽然化学武器裁军制度屡次面临挑战，但似乎反对使用化学武器的制度是强有力的。发生的这些事件似乎证实，化学武器的军事用途有限，显然只有贫穷落后的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使用，而这些事件实际上证实了几乎所有政府和军队的判断——化学武器没有真正的军事用途。这些事件还表明，反对化学武器使用的规范实际上已被明确界定并被广泛接受，有许多机制可用于应对违反规范的行为，各国政府愿意采取军事行动以回应化学武器的使用。

化学武器裁军制度的困境

2014年之后，化学武器裁军制度遭遇困境。叙利亚内战期间，沙林、氯和芥子气等化学武器的使用变得司空见惯。化学武器的袭击即针对军事目标，也波及民众，战争的双方都有使用化学武器的嫌疑。VX和Novichok 毒药甚至已被用于多起暗杀行动。

对化学武器裁军制度的未来，乃至整个裁军的进程而言，有两个特点让人不安。首先，参与这些事件的行为者，无论是国家、军队还是非国家行为体都认为化学武器具有实际效用，可用于实现重大战略目标。例如，叙利亚政府对反对派使用化学武器，能够对反对派控制下的城市地区进行高效的反叛乱行动。叙利亚反对派发现，无论前线取得了什么进展，他们都无法保护自身控制地区的平民免受化学武器的袭击。受到攻击后，原本支持反对派的平民纷纷逃离，而反对派也因此失去了其控制城市的民众支持。在城市环境中，化学攻击使叙利亚政府真正将反对派武装从民众间“孤立”起来。

其次，没有迹象表明军队参与了使用化学武器的暗杀行动。暗杀显然是由非常规力量或情报人员精心策划的，而他们能比常规军队指挥者更能看到化学武器的作用。在暗杀中使用化学试剂类似精确的无人机打击，易于运输且难以检测，对个人是致命的，并为操作人员提供逃脱的时间。尽管大多数军队已经和化学武器脱钩，但一国政府可以通过其他机构来实现化学武器的使用，而这已经远超传统军事行动的范畴。

核裁军面临的困境

全世界部署的核武器数量总体下降以及核武器在全球政治中的式微实际上经受了冷战结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的考验。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的核试验没有引发其他国家核武库的显著变化；中国和俄罗斯相对温和的核武器现代化计划并没有引发太大的反制；各国对美国弹道导弹防御计划的不满也仅止于口头谴责。对国际核裁军的挑战一再发生，但未能破坏核裁军的长期趋势。

化学武器裁军的发展态势表明，以上行为对核裁军影响甚微，并不是因为核裁军有完善的限制机制，而是因为核武器在国际关系的整体背景下通常没有什么影响力。然而现在，这种背景正在发生变化。具体而言，对大国竞争加剧的担忧日益增加，增加了核问题的影响力。“稳定–不稳定悖论”，即相互核威慑创造了利用非核暴力进一步实现外交和军事问题的机会，被认为是未来大国之间关系的关键，核平衡可能再次成为国际事务中的一个突出要素。

裁军时代是否结束

对核裁军趋势的乐观态度，显然是基于核武器几乎没有提供军事利益这一假设，并且认为核武器不是解决现有国家安全威胁特别有效的办法。核武器在任何意义上都更像是一个政治武器，因此当维持核武库的战略理由变得脆弱，或者军队、政府和公众开始认为核武器越来越无关紧要时，让核武器淡出世界政治就成为可能。乐观主义者可能会认为，缺乏军事利益正在成为核裁军的关键原因，核裁军体系日益完备，反核成为国际共识，而化学武器也为核武器提供了类似的裁军路径。

回头来看，对化学武器裁军的乐观主义倾向也是基于这些武器缺乏军事利益的判断。然而，人们忽略了化学武器客观上优秀的军事作用。萨达姆使用化学武器清洗了库尔德城镇，尤先科于2004年被人投毒，这些事件很容易被视作个别现象。但现如今，我们很难将不同行为体的几百次化学武器攻击事件视作个别现象。诸多案例都证明，化学武器提供了一种理想的“人群控制”模式，可以使一个国家的不稳定区域变得安静，让当局迅速进入，重新建立控制，并对其他地区的反对派支持者给以震慑。对于个体而言，化学物质也可以在密集的城市环境中对个人进行精确打击，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附带损害。

最后，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是否有一些情况会扭转数十年来的核裁军势头？外交和学界对大国竞争的关注是核武器在世界政治中越来越重要的标志吗？核裁军局势会否像化学武器当前面临的困境一样急转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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