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E重磅】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与旧 ｜国政学人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与旧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罗伯特·基欧汉
本文中的部分观点是在评论科恩（Benjamin J. Cohen，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 ，国际政治经济学专家）教授的论文《以大西洋为分水岭：为何英美两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如此不同》（“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Vol.14，No.2，2007）时提出的。科恩教授的文章较好地反映了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历史与现状，而本文作者则以高度个人化的视角比较了“新”、“旧”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试图指出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遗漏之处与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潜在方向。
20世纪60、70年代的“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以一种相对松散但富有创造性的分析方式探索了经济相互依赖的政治影响。“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具体体现在开放经济政治学（open economy politics，OEP）路径中，它更为严谨，且致力于将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二者融入到一个共同的框架之中。然而，“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较少关注利益是如何被建构的以及政策是如何受制于国际扩散过程的，它也未对世界政治中的重大变化给予足够的重视。作者认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必须关注到以下现实：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角色，国际金融市场与能源市场的扩散，全球化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的重要作用以及互联网对权力分析的影响。
在基欧汉看来，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约瑟夫·奈（Joseph Nye）、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约翰·鲁杰（John Ruggie）以及基欧汉本人等是“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60、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尚未诞生，经济在国际关系研究中被认为是次要的因素、“低级政治”，因此，这一代学者的主要工作与成就便是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进行定义以及初步说明。1970年，英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在《国际事务》（International Affairs）杂志上发表文章《国际经济学与国际关系：彼此忽视的案例》（“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ase of Mutual Neglect”），随后又出版著作《英镑与英国政策》（Sterling and British Policy），追溯了历史上政治与经济之间的联系，并将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进行了定义。其后，国际政治经济学又通过《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的三本特刊（1971年夏季刊、1975年冬季刊与1977年秋季刊）以及基欧汉、奈、鲁杰、卡赞斯坦等人的一系列作品得到了进一步阐述，并明确了“复合相互依赖”、“国际机制”等概念。
当然，基欧汉这一代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阐述也并非完全原创。基欧汉承认，理查德·库珀（Richard Cooper)的《相互依存的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 Kindleberger）的《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以及雷蒙德·维农（Raymond Vernon）的《主权困境》（Sovereignty at Bay）等作品给了他们很大的借鉴。
正如科恩教授在文章中指出的，随后美国社会科学的主导规范便接管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大量的数据与更加精确的研究方法使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成为“对OEP框架模型的具体阐释”，对自由主义和量化的追求逐渐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在基欧汉看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尽管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仍有其不足之处。
“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之一在于它解决了20世纪70、8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诸多争论。例如，政治学与经济学已经密不可分，“复合相互依赖”被准确地概念化了，非国家行为主体的权力与国际机制的作用得到了广泛认同，等等。“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积极意义之二在于它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向比较政治经济学靠近，许多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开始关注国内政治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他们对OEP的重视打开了国家这个“黑匣子”，突破了以往“单一国家行为体”的假设。
但是“新”的国际政治学研究也有其不足之处。首先，它并未关注到利益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基欧汉认为，OEP太过物质主义，且过分强调了个人理性。其次，“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假设“国家能够彼此独立地制订政策”，这一假设贬低了背景因素的作用，使国际政治经济学过度向比较政治经济学靠拢。
在基欧汉眼中，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最大的不足之处就是没有很好地反映出世界的变化。尽管当今世界的变化有很多，但基欧汉认为最主要的变化有五个：
（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增长。
当今世界，东亚和南亚地区的经济保持了几十年的高速增长，拉丁美洲也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的迹象。尽管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的经济前景仍然暗淡，但与多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建立时相比，世界已经大相径庭了。依附理论、不对称的相互依赖理论以及有关美国霸权和西方主导的现实主义理论等的解释力似乎不再明显。
（2）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与金融事务的重要参与者。
在工业革命前的多个世纪中，中国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1978年中国再次进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之中，就像是一头大象跳进池塘一般影响巨大。如今，作为世界上众多日用品的生产中心，中国在国际贸易与金融事务中的作用不可忽视。
（3）金融和能源市场的极端波动。
早在1978年，金德尔伯格就将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概括为“疯狂、惊恐与崩溃”（‘manias, panics, and crashes’），他的这一观点在2008年又一次得到了验证。与此同时，油价的起伏也一直在推动权力与相互依赖的变化。自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能源的价格对世界政治一直有着重要影响。
（4）世界政治中全球化行为主体的重要性。
如今，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主体在国际政治中具有重要作用，但我们对于全球化主体这一方面认识还不够。正如约翰·鲁杰指出的，我们不再有“国际政治经济学”，当然“比较政治经济学”也不合适，现在全球化行为主体自身决定着全球化的规则。如果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能够转向“全球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研究是再好不过的。
（5）电子科技成为全球通讯的基础。
基欧汉认为，我们缺乏对电子科技所产生政治影响的了解。要想具有影响力，具有共同价值或者共同利益的个体就要能够彼此联络以建立组织或采取集体行动，因此，有人曾经将权力定义为“共同行动的能力”。但是现在政治系统中这种权力随处可见，电子科技发展带来的这一影响是十分重要的，然而其得到的关注却不够多。
在这篇文章中，基欧汉想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用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去探索当今世界的重大变化。在他看来，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和英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批判精神同样具有价值，但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研究要具有问题导向性，要能够反思与研究真正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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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政学人）：【IPE重磅】罗伯特·基欧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新与旧 ｜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