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霸权研究3.0版：霸权秩序理论

约翰·伊肯伯里（G. JohnIkenberry）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霸权研究主要关注霸权国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之间的关系、霸权转型时期战争的原因、霸权秩序的稳定等问题。在本文中，作者对新一波霸权研究的兴起进行了探讨和展望，认为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霸权秩序(hegemonicordering)与霸权秩序的政治(politics of hegemonic orders)。具体而言，第三波霸权研究把霸权秩序视为合作和竞争的手段、媒介和对象，认为霸权国不仅是秩序的创造者而且是秩序的接受者（这意味着霸权国的国内政治进程与国际秩序的动态密切相关），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即霸权秩序的不同维度如何相互作用从而塑造了霸权国的成本和收益。

霸权研究的历史与第三波霸权研究高潮的兴起

有研究指出，“霸权”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和中国西周，表明霸权的存在可能是国际关系史的普遍特征。但是，关于霸权的研究很晚才出现，且兴起于美国。当时，美国人想要理解有关世界经济运行的理论问题和美国全球领导力的逻辑和特征，所以开始对霸权进行研究。

第一波霸权研究高潮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物质能力(material capability)和系统结果(system outcomes)的结构性理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霸权稳定论和权力转移理论。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由于受到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等理论的影响和其它学派的质疑，霸权研究看似已退出主流研究的行列。但是，美国所领导的单极世界的持久性以及“911”后美国对伊拉克的攻击，引发了学者的一系列讨论，形成了第二波霸权研究的高潮。第二波霸权研究关注的焦点仍然是霸权秩序的稳定性，研究的问题包括：各国在何种情况下会对国际秩序采取“修正”措施或对霸权国采取制衡措施，霸权国是否会因为提供公共产品而不可避免地面临衰落的命运，以及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秩序对潜在挑战者是否有特别大的吸引力。

进入21世纪之后，关于霸权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和等级制研究（hierarchy-centricscholarship）出现，为第三波霸权研究高潮的到来进行了铺垫；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拉克的进攻、俄罗斯对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干预和中国的崛起等现实更引发了人们对当前霸权秩序的命运和由非军事手段构成的反霸权战略的关注。这一切最终导致了第三波霸权研究高潮的出现，并使其研究核心集中于霸权秩序的政治。作者将第三波霸权研究命名为“霸权秩序理论”

在这一部分，作者对霸权秩序理论进行了论述。

首先，作者采用了亚历山大·巴德（Alexander D. Barder）的定义，认为霸权就是“领导力的动员力量（the mobilizationof leadership）”，即由一个占支配力量的大国来界定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多数霸权秩序理论的研究内容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一个政治团体会利用其远超其他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来塑造国际秩序（具体表现为一些定义和指导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既定规则和安排）。为此，许多研究分析了霸权体系等国际秩序的等级特点。

接着，作者具体分析了第三波霸权研究高潮中的相关文章，认为霸权秩序理论具有四个特点。第一，霸权秩序理论重视研究霸权秩序的变化和不同霸权秩序之间的差异，认为霸权秩序是由交易（bargains）、制度（institutions）和关系（relations）构成的，其体系结构表现为传统霸权研究中强调的规则、规范和安排，其结构所依托的基础是由人际、组织间和国家间的政治互动构成的，因而霸权秩序是动态的和可塑的，这有利于解决长期以来困扰学者们的霸权国的成本与收益、崛起国挑战现存秩序的战略等问题。第二，许多学者借用了其他理论的框架和思考角度来研究霸权秩序理论，包括英国学派、新葛兰西主义、网络分析框架(network-analytic frameworks)、实践理论（practice-theoretic）等等。第三，与以往的霸权研究不同，霸权秩序理论认为经济和军事大国不一定会建立霸权秩序。第四，霸权秩序理论认为霸权秩序不仅会限制其他国家的行为，而且会限制霸权国的行为。

最后，作者论述了霸权秩序理论的挑战与机遇。作者认为，霸权秩序理论在未来依旧重要甚至更重要，但是其目前应对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有更多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尚待讨论的问题；同时，作者指出，霸权秩序理论仍没有把霸权秩序的体系结构（更不用说结构所依托的基础了）与关于弱国对超级大国的支持或反对行为的分析相联系；另外，作者还认为，霸权稳定论在确定国际公共产品具体是什么方面是失败的，其也未能说明为什么霸权国会衰落。这一切既构成了霸权研究特别是霸权秩序理论的挑战，同时也是霸权秩序理论发展的机遇。

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政学人）：【理论研究】霸权研究3.0版：霸权秩序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