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单极体系下的不和平状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 国政学人
单极体系下的不和平状态与美国外交政策:自成一律的不合理体系的结果
Unipolarity‘s unpeacefulness and US foreign policy:consequences of a ‘coherent system of irrationality‘
Haro L Karkour
延续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理论及分析框架,本文作者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合理性是导致冷战结束后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下不和平状态的主要原因。美国外交政策没有合理地就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进行谨慎评估,而是依照政策制定者通过先验方式的设想,强行解读现实,并在此框架下将武力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来坚决维护其构建的理想化状态。由此才导致了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自相矛盾的结果:不仅将可取利益(desirable interests)混淆为基本利益(essential interests),还使可取利益与可能利益(possible interests)间的差异不断扩大。该不合理政策不仅无法调整或者抵消当时社会政治背景下冲突的利益关系,还导致了美国政策目标难以达成,进一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单极体系下的不和平状态一直持续。
关键词:摩根索;单极体系;美国外交政策
导言
虽然世界秩序的稳定需要一定程度上和平状态的持续,但此处的“和平”和“持久”并不是同类概念。关于冷战后期单极体系的稳定以及此状态是否持久的问题一直众说纷纭。至于稳定是否意味着和平这一问题,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提出的单极稳定论指出,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世界””是“和平”而“持久”的,因而是“稳定”的。但此后美国一系列的外交决策,如在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以及全球经济危机中的外交政策,不断加剧各方对于其全球影响力合理性的质疑。蒙泰罗认为,该单极体系的稳定状态并不具备和平性质,不论是通过防御占优政策(defensive dominance)维持现状或进攻占优政策(offensive dominance)来改变现状,都有可能促使美国或其他国家发动战争。作者认为,沃尔弗斯和蒙泰罗(Nuno Monteiro)忽略了非军事手段(non-military strategy)的可能性, 而这是美国外交政策自成一律的不合理性的根源。作者将摩根索 “自成一律的不合理体系”(coherent system of irrationality)以及“外交政策的合理性”的理论应用于冷战后期单极体系下美国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 解释了这一体系下不和平状态的由来及含义。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引用摩根索的理论来定义外交政策的不合理性,第二部分将这一分析框架应用于冷战后期的美国外交政策之中并解释其含义。
摩根索及外交政策不合理性
摩根索的权力研究强调了政治中的道德困境。他指出,权力争夺并不是出于迫切的生存需要,而是源于人们出于自我肯定而对权力的追逐。与国内政治不同,由于社会道德和法律法规不约束权力,甚至还为国家权力服务和辩护,所以国家对于权力的渴望是无穷无尽的、非理性的、自我证明(self-assertion)的。如果这种欲望不受阻止,会导致国际政治中灾难性的后果。其次他还强调,利益是由权力来界定的,主要有“基本利益”,“可取利益”及“可能利益”之分。根本利益是关乎国家生存的利益。当危及根本利益时,国家有正当理由使用军事力量践行国家安全战略。相反,可取利益无关乎国家生存问题,不一定需要军事力量来维系。合理的外交政策是在谨慎评估当前社会政治背景的前提下,区分当前利益为基本利益还是可取利益,后者的情况需进一步确定其可能性和满足该利益的最佳手段,以此来平衡潜在的利益冲突关系。然而,美国外交政策是一个反例。该政策不仅无法调整或者抵消社会政治背景下的冲突利益,还导致了美国政策目标难以达成,进一步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使单极体系处于不和平状态之中。
外交政策不合理性及单极秩序的不和平状态
当外交政策制定者没有明确基本利益与可取利益,可取利益与可能利益之间的区别时,其制定出不合理的外交政策不仅有损美国的道德与政治目标,还危及了全球的和平与安全。本文将讨论克林顿,小布什以及奥巴马总统使用军事力量的案例来解释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合理之处。
克林顿政府的不合理政策
冷战后,美国外交策略从“遏制”战略(containment)转变为民主与市场的“扩展”战略(enlargement),这一指导方针一直延续到今日。但其利益界定的模糊性并未改善。1999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将国家利益分为三个类别:“至关重要的利益”(vital interests), “重要利益”(important interests)及“其他利益” (other interests), 但非“至关重要利益”也可使用武力来捍卫。非必要情况下的武力使用向美国外交政策的道德及政治考量发出了挑战。美国支持下的科索沃独立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克林顿将科索沃问题上升到安全威胁,其声称的民主与人权保卫行动也得到了美国民众的高票支持。然而实际情况是,所谓民主与人权这些国际社会规范为霸权合法使用武力提供了托词,而模糊的利益概念及安全化举措(securitisation)也为利益冲突主体提供了再次解读的空间。克林顿政府没有对当时社会背景下的冲突利益主体进行谨慎考量,反而以先验角度错误的将科索沃总统米洛舍维奇与希特勒进行类比,按照其政策走向重新解读客观现实,将其不合理的外交政策正当化,导致了科索沃的最终独立,即使其最开始并无此打算和必要性。
布什和伊拉克:不合理政策的教科书案例
尽管9·11事件并未对美国主导的单极秩序造成真正的威胁,但在恐怖袭击之后,布什政府扩展了自我防卫的含义,采取 “先发制人”(preemptive)战略,即消除一切潜在威胁(destroy the threats before it reaches [US] borders)。当时的伊拉克并不对美国构成威胁,但美国新保守主义人士只关注如何向届时政府和美国民众兜售这一“威胁”概念,以推翻萨达姆政权,而不关注这一威胁是否真实存在。他们有意将可取利益混淆为基本利益,通过传播媒介将萨达姆包装为美国的“迫切威胁”(immediate threat),滥用情报(misuse of intelligence)重新解读现实以适应其政治目的。同克林顿政府一样,布什政府忽略了冲突利益的主体,也错误地将萨达姆与希特勒做历史类比,在无效化绥靖政策的同时,将军事行为作为唯一途径,以合理化其外交政策。其政策制定并没有基于经验事实,而是以先验角度虚构叙事情节。然而武力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于美国政策目的及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无益处,也并未为伊拉克带去民主或稳定。当事实证明萨达姆并无可以攻击美国或其盟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也说明了美国利益并未受到关乎生存的威胁。
奥巴马,重返克林顿式不合理政策
奥巴马政府延续了克林顿时期的民主扩大政策,虽然其重心由“先发制人”转移到了“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但其武力主导的外交战略不仅限于服务美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同样适用于其他类型的安全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利益的界定依旧琢磨不清,比起前两任总统来说,奥巴马时期的武力使用确实受到了更多限制,以“代理战争”(wars by surrogates)的形式继续,即动员盟友和合作伙伴分担负担。在同样不对美国构成威胁的利比亚,美国的外交政策将其变成了各种利益冲突体交锋的战场。问题在于由意识形态驱动的单极体系,其武力使用只是为了谋求政权更迭。通过模糊人道主义干预与强行更迭政权之间的界限,美国以保护人权和民主为名对利比亚进行干涉,并没有为利比亚带去民主,反而加剧当地的反对势力加入IS极端组织的趋势,形成了政策目的与实际自我矛盾的局面。该不合理的政策正是利用先验得出的抽象规范,模糊国家利益区分来发挥作用,而不是评估利比亚境内和主要大国之间利益冲突的经验现实。
本文提供了关于后冷战时期单极体系不和平状态的非确定性解释(non-deterministic explanation)。这一解释借鉴了摩根索提出的美国外交政策 “自成一律的不合理体系”。美国外交政策通过错误历史类比(将米洛舍维奇,萨达姆,卡扎菲类比为希特勒)及情报滥用等方式,升级安全威胁并试图将不合理的行为合理化。其不合理性主要在于认为只有战争或者无作为两种选择,而忽略第三种选择—外交(diplomacy)的力量。外交手段在叙利亚战场中杯水车薪的局面是因为美国从不可侵犯的角度界定了它的使命,而拒绝在政治上为相互冲突的利益留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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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政学人):【外交政策】单极体系下的不和平状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 国政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