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主义】斯蒂芬·沃尔特：傲慢的终结与美国克制的新时代 | 国政学人

2019-06-102019-12-30 国政学人 0 Comments

简介

【作者】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 Walt)，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防御性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著名的“威胁制衡”理论。著作有《联盟的起源》（Origins of Alliances）、《革命与战争》（Revolution and War）、《驯服美国权力》（Taming American Power）、《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等。

【编译】崔宇涵

【校对】袁浩延

【审核】高嘉琳

【来源】Foreign Affairs Vol. 98, Iss. 3, (May/Jun 2019): 26-35.；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

【期刊】Foreign Affairs，成立于1922年，是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发布的国际关系和美国外交政策的美国杂志，被誉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外交政策杂志”之一。根据2014年的期刊引文报告（Web Of Science）, 该期刊的影响因子为2.009，在“国际关系”类别的85种期刊中排名第6。在其悠久的历史中，该杂志发表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文章，包括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1947年发表的X Article，以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 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此外，重要学者、政府官员和政策领导人经常出现在该杂志的页面上。

【现实主义】斯蒂芬·沃尔特：傲慢的终结与美国克制的新时代 | 国政学人

傲慢的终结与美国克制的新时代

The End of Hubris and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Restraint

内容提要

面对复杂的全球环境，华盛顿需要审慎思考美国的重要利益和外交政策优先事项，最好的选择是重归现实主义战略。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指导着美国对外政策并推动其崛起为强权，但冷战结束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精英转而采取不切实际的自由主义霸权战略削弱了美国实力。

重新以现实主义为指导，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会认识到军事力量的重要性并考虑美国的地理位置，克制使用武力；采取“离岸平衡”战略，集中精力维持几个关键地区的均势；美国将鼓励他国负担自身的防务，承诺只保护那些涉及美国重要利益、对美国权力而言，依然至关重要的地区；外交将重归原位，美国将主要通过在国内强调民主的美德传播其价值观。

文章导读

如果美国没有打破现实主义

19世纪美国仍然弱小时，美国领导人大多选择避免纠缠于国际事务，集中精力建设国内、扩大美国在北美的势力范围，将欧洲大国逐出西半球。20世纪上半叶，威尔逊和小罗斯福总统运用美国权力重整西半球以外的均势，但主要让其他大国承担大部分责任，使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相对安然无恙。冷战期间美国建立联盟以遏制苏联，领导人宣称这是为了促进民主、人权，但其核心是现实主义考量。简言之，在大部分时间里，美国领导人对均势非常敏感，在可能的情况下推卸责任，在必要时承担重任。

但苏联解体后，美国发现自己独享权力的顶峰，便放弃现实主义，推行自由主义霸权战略，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和自由市场。这一目标在比尔·克林顿的“参与和拓展”战略、乔治·布什的“自由议程”、以及奥巴马支持“阿拉伯之春”的政策中一以贯之，并在政党、政府机构中得到支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自由主义霸权是一种高度修正主义的战略。美国不再在涉及重要利益的关键区域维持有利的均势，而是试图颠覆外国政权、让更多国家加入其主导的经济和安全机构。其结果令人沮丧：战争失利、金融危机、悬殊收入落差、同盟关系受损以及敌人壮大。

霸权的傲慢

1993年克林顿总统就职时，美国面对的形势一片大好，这使美国的精英过度自信，推行自由主义霸权战略。结果，巴以和谈失败；“9·11”事件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代价高昂；中东冲突四起，极端主义盛行；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拥有核武器，伊朗成为潜在核国家。2008年，美国“地产泡沫”破裂引发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2014年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陷入冷战后最差阶段；中国的实力和雄心不断壮大，中俄合作不断深化；欧元区危机、英国脱欧以及民粹主义运动引发对欧盟未来的质疑；民主面临挫败。

许多不利形势产生于美国对自由主义霸权的追求。首先，该战略扩大了美国的安全义务，却未能提供新资源满足这种需求。对伊朗和伊拉克的“双重遏制”政策迫使美国在阿拉伯半岛上长期部署军队，还促使本·拉登袭击美国本土；北约不断扩张给美国带来更多的防务负担。其次，美国传播民主的后果。美国促进民主、过度扩张北约破坏了与俄罗斯的关系；对美国“颜色革命”恐惧促使朝鲜成功拥核；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推翻旧政权后也没有建立繁荣的民主国家，证明在这些分裂的社会中建立民主是愚蠢的错误。最后，全球化的不良后果。全球化为中国、印度等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但导致美国、欧洲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就业机会流失、全球金融体系更加脆弱。

美国人希望政府不再试图管理世界，而是转为关注国内问题。但是特朗普如其前任总统们一样未能做到这一点。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其前任惊人地相似，华盛顿仍然在实行误入歧途的自由主义霸权大战略。

实践现实主义

作者认为，美国应当回归其传统的“离岸平衡”战略。这一战略基于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在西半球的霸主地位，以及两大洋的保护。而除了努力维护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外，美国政策制定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阻止其他大国建立地区霸权，以保证美国可以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投射力量。

欧洲没有潜在的地区霸权，而北约已经没有冷战时遏制苏联的重要作用，因此欧洲国家应该逐步为自己的防务承担全部责任。除非北约的欧洲成员国决定支持美国主导的制衡中国的努力，美国应当逐步脱离北约，在气候变化、反恐和世界经济管理等利益一致的问题上与欧洲进行合作。

华盛顿应该回归传统的中东政策。为了确保获得世界经济所依赖的能源供应，美国一直试图阻止任何国家主导波斯湾。现在，华盛顿在中东的主要目标仍然如此。由于没有国家可以在中东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石油生产国依赖于能源出口的收入，维持中东均势相对容易。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应与该地区所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美国应明确表示，如果中东国家反复以违反美国利益的方式行事，美国将减少支持；如果任何一个国家有在中东坐大的威胁，美国将根据其程度适当地予以制衡。

美国最需要关注的是世界上唯一潜在地区霸主中国。如果中国成为亚洲地区霸主，将有利于其在世界范围投射力量，并将影响力扩展到西半球。美国应该加强与澳大利亚、日本、菲律宾和韩国的安全关系，并继续培育与印度、新加坡和越南的关系以遏制中国。而由于地理、经济和历史因素，亚洲盟国必须在美国领导才能维持遏制中国的联盟。特朗普放弃TPP并挑起与日本和韩国的贸易纠纷，沉迷朝鲜问题对此没有助益。

离岸的冒险事业

现状捍卫者将“离岸平衡”错误地解读为回归孤立主义。作为“离岸平衡手”，美国依然深入参与国际事务，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只不过不再承担保护富裕盟友的主要责任，不再支持破坏美国利益的代理人国家，不再试图通过政权更迭、秘密行动或经济施压扩散民主；美国将把主要力量投入到维持亚洲的均势，并且将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来恢复美国在国内的权力基础。

这种政策可以克制美国使用军事力量，并发挥外交的应有作用。近年来，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不热衷进行真正的外交，而是依靠最后通牒和施压，把对对手的适度让步看作投降。要让外交发挥作用，双方必须都有获利。此外，离岸平衡需要对区域政治的全面理解，而只有知识渊博的外交官和地区专家才能提供这些知识。

回归离岸平衡也应该伴随着重建专业化的美国外交团队。应当让合格的外交官而不是贵宾或竞选捐赠者担任驻外大使，国务院必须制定、完善和更新其外交理论，外交部门的待遇应当提高。

与前人一起消失

尽管过去25年的美国外交令人失望，但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仍然自行其是。其结果是，关于外交政策的辩论仍旧偏向于无休止的干预。回归更加现实主义的大战略将需要扩大辩论的范围，并挑战那些促成和捍卫失败的外交政策的根深蒂固的利益。外交决策者的俱乐部化导致了问责的缺失。当下美国外交决策圈由一群高度网络化的内部人士主导，他们不愿相互评判，以免自己被追责。因此，容易出错的官员经常不断失败却获得重复错误的新机会。应该对拙劣的中东和平进程、北约的过度扩张等外交失败负责的官员都没有获得应有的处罚，几乎所有这些人仍然在政府、智囊团、媒体或学术界享有突出的地位。

尽管如此，今天美国外交政策更加务实。特朗普表达对精英共识的蔑视，使之更容易提出自由主义霸权的替代方案；美国青年力量更加怀疑自由主义霸权的主张；一些新的国会议员似乎倾向于收回过去交给总统的一些外交决策权。

强大的结构性力量也正在迫使改变自由主义霸权战略，并有利于离岸平衡的实施。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复兴迫使美国更加关注均势政治；中东问题的复杂将使未来的总统不愿浪费更多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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