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评论】孟维瞻：“理解”不被人理解的唐世平

孟维瞻

唐世平教授是对我学术发展有过重要帮助的诸多老师之一，亦曾为我学习花费甚多时间。他求学与研究生涯有颇多传奇故事，除学术研究之外，其公共性贡献甚繁。诚然，我无能力评唐老师之学术作品，唯欲回顾一下他对我的帮助。

我第一次请教唐世平老师，是在2010年。那时唐老师刚刚加盟复旦大学约一年，他每半年都要回北京这边搞一次专场讲座，在社科院一讲就是一整天。那两年，社科院两个所密集的学术活动对我影响很大，我经常去听，因此逐渐立志转向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专业。当时，尽管唐老师已经是复旦的教授，刚刚出版了第一部英文专著，但知名度还远远不如今天，在讲座之前他还要给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发邮件，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听。我当时不敢猜测他的年龄，后来一查网络才知道他只有43岁。

听过他讲座的人或许觉得他很高傲，每次都说“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未来的大师”。十年既往，他是否已真成大师，我不敢妄言，然最直接之感受，是其在一些国际学术场合，确实与中国人争光争气不少。唐老师主要生存于英文学术界，他的多数作品没有被大量国内的人阅读过，被翻译成中文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因此可能他的贡献被一部分人低估了，这也可以理解。与多人之印象评价相反，我认为唐老师于多数情况，甚谦虚。每次我给他发邮件，他都会给我回复很长的英文，比我的问题要长很多。其于同行者尊重之甚，于晚辈常关切备至。

我第一次读到唐老师的文章，是在2009年。当时我也在撰写一篇文献，对他的一篇论文的观点不甚理解，于是表达批评的观点。而且巧的是，有人和我不约而同表达了同样的看法。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易于某一学者于媒体报刊之言论文章不解或不满，然若深入了解此学者整体思想与全部作品，则会改变对其评价。某一句话，易被断章取义，某一文，也难窥其思想之全貌。唯有细读其众多作品，方能评其人。我本人基本上看过了唐世平的全部学术随笔，以及粗略看过2015年之前写过的所有论文。2015年之后由于我的能力有限和他的研究领域的转向，很多作品我已实在没有能力看懂。

思考了很长时间，找到了一个词语形容唐老师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有极其强烈的“学术公共精神”，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到位的词。一般而言，大学教授并不需要具有太多“公共性”，干好本职工作，写好论文、做好研究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担负家庭重任，最多是在自己的学术圈子内做一些公共贡献。但唐老师远不满足于此。

大约自十余载之前始，唐老师即以各种社交媒体竭力传播自己学术理念。几于每一年轻学者之留言，必悉心回复。任何人皆可得唐老师之指教，并非让人觉高高在上。唐老师不仅培养自己学生，且有学术“传教士”之精神，关心年青一代人之发展。他有一种目标，让学术研究更加规范化，要把年轻学者引领到某个方向。他的随笔主要围绕一个主题，即什么样的研究是好的，什么样的是不好的。而且，为使年轻学者少行弯路，他心直口快，从不掩内心之真实观点，以至于易遭诸多人误解。

我无意过于突出他的特殊性。唐老师此种公共精神，于我辈底层学术年轻人之助甚大，以此而言，我须由衷谢之。我本科不是现在所读专业，不似政治学名校强校学生一开始即经历完整系统之学术训练，而常忧心自身学术资源之匮乏。虽然得到过很多老师和前辈的帮助，但就读博士之前一直没有接受过比较正规像样的政治学或国际关系教育，没有人在课上讲过该怎么做学问、怎么做研究。和同龄人相比，我的视野非常有局限性，读博之前的六年里周围很少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立志做学术研究的人，要从外校、从网上才能获得一点学术启示。唐老师则提供一种公共性知识传播方式，如明灯一盏，使历坎坷挫折之时，不至于迷失方向或中断航程。我也听到过一种说法，唐老师最大的粉丝群体是在广大的学术资源匮乏的学校。如果他不是在学术研究和本职工作之外花费如此多时间与心血，则不可能有如此多年轻人崇拜和感激他。

“学术公共精神”不同于“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人需要的不是启蒙，而是科普。唐老师是一个很有理想情怀的人，但他很少做启蒙，主要做科普，只传播学术精神与研究方法，把作为一个名校教授的能量用在了最应该用的地方。这才是政治学学者要走的正路。如今，网络上形形色色各种观点的泛滥和混乱，形成了各种浅层次的伪争论，基本上都是低水平和无意义的，无严格的实证支撑，解决不了问题。我在攻读博士之前，接受的还是启蒙说教式的政治学教育，这种现象可能是因为国内有一些单位的研究团队建设更加重视价值理念是否一致而不在意研究水平和成果。对于政治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思想灵魂固然是需要培育的，但主业是在有限的时间内实实在在地提高研究能力，而不是花费大量时间去接受心灵“对话”与“布道”，一开始这种教育可以让自己有新鲜感但很快就会发现没有任何实际作用。今天中国需要的是多一些对事实本身的理性深入科学的分析而不是某些价值观的传播，把事实研究清楚了自然可以解决问题。

不故意得罪人，是学术从业者之基本要求；直言不讳之批评亦是一种品格，言真话难免得罪于人。在唐世平的学术科普文章中，他先后批评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很多领域，而且绝大多数是自己圈子内的人。可以说，他可能是国内的社科领域批评人最多的学者。唐老师出甚多他人所不敢言之语，很多观点我其实不赞同。然无论如何，学术界确需如此敢言者，大家可相互讨论，必有益于进步。即使唐老师所说未必尽然，亦能引出些许争论气氛，此亦有利于学术之进步。于此种精神，我当向其致敬。

唐老师最初是批判了思想史路径。但这篇文章引起的波澜并不大，因为现在在年轻一代中，思想史研究路径受到了社会科学路径的强势挤压，社会科学对于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远比思想史更有效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有的老师直接说，现在你写“谁谁谁的思想研究”这样的博士论文还能找到工作吗？在欧美日那样的社会科学发达的国家思想史越来越凋零，但在中国依然有一些热度。

在《思想史的有限价值》一文中，唐指出，真正“解释一个思想的起源”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我并不完全同意唐老师的看法。我和别的老师请教，思想史同样有好研究和坏研究。事实上，那些能认真解读文本本意的学者，即使真像唐老师说的“研究不太重要”，作为一种学术追求也是值得尊重的。有时候，我们只能通过思想史路径来理解问题。中国的传统力量是巨大的，今天中国的政治不可能摆脱古代的治国经验，古代中国对于世界和国家的看法也会深刻影响今天中国民众和政治家的观念。今天中国的大一统理念依然能让西方民主思想黯然失色。中国和现代世界融合的过程中，无法摆脱思想之间的碰撞，崇拜美国和拒斥美国的人旗鼓相当。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个民族国家，同时也不放弃自己作为文化国家和文明国家的身份。而社会科学强调普遍理论、忽视特殊性的做法，使得思想史路径尽管受到挤压，但依然有很大生存空间。何况今天西方国内的各种问题，他们自己都无法给出药方，中国人更加认为不得不从古代中国思想史中去理解我们自己的问题。

思想史的缺陷在于它本身不能解释为什么有的思想可以被历史选择和大行其道，而有的思想却被现实所淘汰。这一点上，我和唐的观点是接近的。社会科学可以解释那些并不令人满意的现象和制度是如何可以长期延续下去，而被某些思想家大力主张和推崇的制度却无法在实践中长期生存。有的思想看似逻辑严密，但一旦被付诸实施就漏洞百出。历史的进程，都是客观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从来不是某种思想传播的结果，思想都是适应了客观规律才可以广泛传播并获得支配地位。研究这些客观规律，就不是纯粹的思想史路径了。正是因为很多过于理想化的思想无法在政治实践中生存，他们的主张者才不得不诉诸于启蒙，或者成为激进者，或者成为悲观者。我们不要过多沉迷于这种路径。

真正问题在于，现在有的一些现象伤害了思想史和政治哲学的声誉。有的学者既不算释经学，也不是知识的社会学，既没有严格解读文本，也没有结合历史背景研究某种思想产生的原因。现在，国内一些学校的政治学学科，还停留在这样一种旧形式，老师带着学生读某一本几百年前的西方“经典”，先解读一句话，然后对应批判一下中国的现实，然后再解读一句话，再对应评论一下别国的现实。当然，这种强行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历史人物的思想，进而不知变通地把外国思想与中国现实进行对接的路径，以及用西方某个古老人物的思想体系来给今天的事实贴标签的荒诞和令人费解的套路，是因为中国政治学起步较晚造成的。我以前接受的还是这种旧式教育，耽误了很多精力，我们年轻人不能再沉迷这种路径。不读思想经典，就没有灵魂，但这种对古代思想家进行某种歪曲解读的方式，导致了各种水火不容的“流派”论战，甚至是有人所讽刺的各种“妖魔鬼怪”。脱离实证与实践分析路径，不仅无法解决社会问题，而且会导致知识分子走向自己历史使命的反面。政治学应该以教授学生怎么做研究、怎么做好的研究为主要任务，而不是以启蒙说教为主要任务。

唐世平对历史学路径的批评，也引起了巨大争议。他先后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浅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相互关系》，另一篇是《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很多人之所以很不满，估计是只看了言辞比较激烈的第二篇，对他的理解断章取义。但体现其真实想法的，是前一篇，而且是得到了很多历史学界的人的承认的，一些历史研究单位的网站也转载过。

关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谁更牛的问题，已经有太多文献讨论过了，我没有必要再说了。很多人误读了唐的观点，认为唐看不起历史学。但学者对自己的研究路径要有自信，是很正常的事情，况且和很多人相比，唐的观点非常温和，也非常公允，“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应该相互支持，但又相互监督”。读历史学是很不容易的，美国历史学的博士的平均就读年限，往往要比政治学的更长，答辩也更严格。简单地说，历史对于现实问题的理解，的确不如社会科学更有效。这样的例子很容易找到，比如从单个的历史案例中，无法推论出今天的内政或外交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历史案例之间彼此是相互矛盾的，历史上有的帝国因过度扩张而灭亡，有的则因扩张而强盛，有的因保守而灭亡，有的因保守而得以中兴。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外国人会提出很多让中国人不可思议的观点，比如将今天东亚国际关系强行比附于一战之前的欧洲，用三国时期某个政权的教训强行启示今天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思想史路径一样，有的人也会为了论述某个观点从而寻找对自己有利的单个历史案例，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在历史之上。伟大的历史学家，都是对中国整个宏大历史或者世界历史有所深刻把握，而不是依赖于孤立的历史事件贸然得出结论。历史学对规律的总结能力不强，只有建立社会科学或者历史社会学（比较历史研究）的框架，历史才能被今人借鉴与学习。

但我们又无法否认，历史学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可能大于社会科学。历史学的语言更加优美，往往更有感染力。有的历史学经典可能上被高官所推崇，下被百姓所传阅，著名的历史学家往往备受尊敬，但社会科学的著作则因为艰深难懂和极强的专业性只能局限在小范围的学术圈子中。社会科学是治国的真正利器，但在中国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唐世平呼吁国家和公共知识分子重视社会科学的时候，却遭到了很多人的不理解，北京一个教授公开污蔑说唐世平想当“国师”。我经常看到同龄人说唐世平的作品对实际政策没有什么用，这完全是不了解他本人的贡献，他本人也在进行科普，将学术研究转化为可以操作的政策建议。让社会科学发挥足够的作用，需要唐老师这样在学术之外有足够情怀的学者，辅之以新媒体和自媒体的传播力量，把复杂的理论和抽象的数据转化成易于读懂的作品。仅仅凭学术研究是掌握不了人民的，社会科学可能还不如前面提到的各种水火不容的思想泛滥更加吸引人，新兴的民营媒体对于消解各种极端思想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此外，唐老师还批评过其他群体，包括一部分比较政治学学者、一部分经济学领域的人士、一部分智库工作者，等等。有的批评可能确实比较激进。有的批评完全是对的，他指出的问题确实存在但目前还没有解决的条件。现在我们国家的研究水平和西方还有很大差距，即使不学定量方法照样可以发很多文章，完全不影响晋升，但我们仍应重视唐老师的忠言“再过十年、二十年如果年轻人不会定量就很难生存了”。还有的批评暂时无法让所有人都信服，还需要等待相当长的时间以验证，尤其是需要学术界的各个路径、各个范式、各个派别之间进行充分的竞争。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思想路径难以比实证路径取得更多学术成果，当国内国际局势出现重大转变的时候，思想路径会起到一定作用。

唐世平是证明了美国学术体系的成功，还是中国学术体系的成功？就发表的高引文章的数量和等级而言，他的简历确实已经足够震撼，既然有客观评价指标，我就无权再做评价了。从2015年开始，我每年都有机会在美国和世界最具广泛代表性的国际关系学会议InternationalStudies Association上请教他，他是为数不多的能坐在显赫演讲位置的在中国内地工作的学者。

但是实际上唐老师的研究风格，和美国主流还有很大不同，尽管他非常崇拜美国的学术体系，对英国的、香港的博士培养体系明确表达不认可的态度。我对他作品的理解，可能与他本人有所不同。据他本人描述，他第一篇系统论述社会演化理论的文章，本来是想投给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杂志，但是这个杂志在美国是保守杂志，不追求范式创新只关注检验既有的理论，因此唐老师很快被拒稿。后来接收这篇文章的反而是英国人主办的、和美国国际关系学风格差别很大的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杂志。虽然定量研究在全部国际关系的高引期刊中只是一小部分，但在影响因子前十的期刊中占主导地位。而目前唐老师在国际关系领域最牛的两篇文章均是发表在不太美国式风格的EJIR杂志上。

让唐老师至今取得最高学术荣誉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更多的是得到了Amitav Acharya、Barry Buzan的大力推崇。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主流学者不喜欢这样的作品，Robert Jervis、Richard Ned Lebow和JenniferSterling-Folker等一大批大师级人物对本书也是赞赏有加。美国人的理论很讲逻辑，但缺乏历史观，英国人的历史观则非常强。唐世平显然不是美国理论那个套路。不管怎样，至少从唐世平成功的例子中可以看出，尽管他的学术思维得益于美式的严格的方法论培训，但其成果并没有完全复制美国主流学者的研究模式，否则中国学者的贡献只能是被美国所同化导致自己的痕迹被抹杀。唐老师取得重大成就，是因为他和美国主流不同，也许他并不同意我的看法。

假如当年唐世平成功申请到了亚洲其他地区的教职，也许那里更良好的学术环境可以让他取得更多的成果，但他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肯定无法与今天相比。唐老师的成就是中西合璧的结果。复旦的学术环境是独特的，几个研究机构的每一位老师对我都是非常友好的。我工作半年，深刻体会到这里唯才是举的公平体制、包容的学术环境、对年轻人的照顾，使得我有足够的闲暇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这里讲究硬成果，“公知”气息较少。

唐老师反复呼吁，推动复旦基本实现了“去港归博士化”。香港政治学的方法论训练，的确和美国相比有很大差距，美国博士看不起香港博士也是常见现象。原因有多方面。香港高校的规模非常小，几个大学的规模加在一起只相当于内地一个大学的规模。香港的师资数量也比较有限，尽管每一个教师的发表能力非常强，但还是缺乏聚集效应。香港每年招收的研究型硕士、博士的数量也很少，因为对每个学生的较高资助额度使得无法招收太多学生，这导致一个系之内的学生的研究领域差距很大，学生之间也难以形成内地高校这样的读书会氛围。此外，香港高校的学术体系至今被香港本土人和白种人把持，出生于内地的学者、非白人学者要想在香港找到教职，必须加倍优秀，美国前几名的学校毕业的博士都未必有进入其中的资格。再有就是今天香港糟糕的政治氛围，一部分香港本土的学生和教师出现了不务正业的风气，这是中央政府长期过于软弱导致的。香港本土学生考虑问题比较关心个人私利，城邦意识浓厚，缺乏国家视野和民族境界，更不关心世界政治。

但是，香港学术体系依然有很强的优势，尽管上海等地的内地高校也正在越来越与国际体系接轨。尤其是，2014年事件之后，香港很多高校已经克服并扭转了不良学术风气。香港大学等学校的政治学专业在世界的排名，近三年上升显著，每一个年轻教师每年在Q1、Q2级别的英文核心期刊上发表至少一篇文章。在香港工作的内地教师，都是极其优秀的，几乎没有人拿不到常任教职，拿不到常任教职的都是出生在香港和其他地方的。在中国的社科领域海外背景的学者中，香港培养的博士是仅次于美国培养的博士的第二大群体，也是学术发表贡献第二大的群体。很多年轻人可能因为自身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而无法去美国攻读博士，而在美国读完博士的人可能又因各种主客观因素没有回国工作。如果内地学校完全排除香港博士，可能对一个学校来说是严重的损失，这等于排斥了很大一部分有实力在国际高引期刊上发表论文的主力群体。未来我希望中国的大学会完全打破欧美、亚洲和内地博士的待遇界限，以学术发表能力作为唯一标准。

正在唐老师在国际关系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时候，他说自己已经逐渐淡出圈子了。他转向比较政治学，宣布建立“五角场学派”，誓言展示如何做出“真正的”比较政治学研究。什么是“真正的”，我可能有保留意见，但他的确是把这个超越地域的全国性学派实实在在地搞起来了。我在申请讲师职位的时候，唐老师也鼓励我如果真有机会来这里工作，将来应转向比较政治学研究。

关于唐老师为什么转变了学术领域，我并未注意到他公开解释过。但显然是唐老师有更大的学术理想，要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实现理论和范式的创新，而不是仅仅局限在一个具体的领域。很早就有人说，唐老师是隐藏在国际关系学界里的社会科学哲学家。

不过，唐老师国际关系、比较政治两个阶段的研究，似乎并无明显的交汇之处。也许有一些遗憾。如果能将两个领域结合在一起，或许更有意义。今天，国际关系学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出现了困境。主要表现为它和国内问题的过度脱节，很多研究虽然是创新但却显得无聊，有隔靴搔痒之感。研究国内问题的人，对国际问题误解太多或者看不起，而研究国际问题的人却刻意不关注国内问题。历史上，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自变量，来自于大国的国内政治。苏联解体、中国崛起都是国内因素导致的。唐老师淡出国际关系，也许是考虑到它距离提高人民的福祉太远，他一直将人民的福祉作为学术研究的首要价值取向。

今天的国际关系学需要找到新的争鸣的动力和契机，否则这个学科就会缺乏活力。21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争鸣最激烈的时期，中国学者不仅学习和参与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也针对中国自己的理论发展道路问题展开了争论。今天，我们的研究水平更高了，但是理论争鸣不像以前那么激烈。区域研究、政策研究、实证检验则势头强劲、成果卓著。我也许能理解唐老师的想法，他认为自己有能力从事更高级的研究领域，在社会科学哲学领域做出更广泛的贡献，这才符合资源最优配置。但我认为他更应该把两个领域结合起来。国关理论争鸣的下一轮的繁荣，契机就在对国内政治的关注。

唐老师坚持不断呼吁：中国的学术研究不能局限在国内小圈子，要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对话，提升研究能力。我深以为然。很多人喜欢批评西方的学术体系“不好”、无法解释中国，但自己做不出什么成果来。还有人的确做出了显赫的成绩，但是仍然局限于小圈子，不和国际学界进行对话，面对西方社会科学学术体系高墙的时候还是显得软弱无力。我完全赞同唐老师身先士卒的努力，中国学者必须让自己的贡献充分与西方学术体系engage。今天，五角场等地的年轻老师们大多非常了解西方学术体系并且有能力与之对话，都在国际高影响因子期刊上发表过很多论文。

不过，我仍然认为唐老师有缺憾。就是他近期的研究中，并没有凸显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我理解唐老师，或许他觉得有更重要的研究去做，应该对宏大的普遍性的理论花费更多的研究精力。虽然唐老师十几年来撰写的中文文献，始终不乏对中国问题的关注，但在英文文献中这种缺憾则比较明显。根据我不完全的观察，在海外攻读博士的中国学生，也分两大类，一类是不专门研究中国，默认中国没有特殊性，只关注普遍规律；另一类是重点研究中国，看它对普遍理论有什么贡献。

《少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是唐老师引发争议最激烈的一篇文章。我想这更多的是因为误伤，唐本身很温和。唐的观点是：应该平衡研究，至少应该是在比较中进行研究，把中国作为理论的一个支点。我的解读是，如果只研究中国，确实容易导致对中国的过度自信或过度自卑。如果只研究其他某一个国家，效果同样如此。我们的一些政治学专业教材，不重视中国的思想和成果，导致了同样的问题。

在唐老师等人的坚决呼吁下，复旦的两大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已经连续几年不再招收研究中国问题的讲师了，转向以区域国别研究为重点。同时，复旦组建了以打破原有学科划分为特征的中国研究院，招募哲学、经济学、政治学背景的青年学者，集中和综合性地研究中国问题。中国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亟需创立新的政治学范式，政治学领域中依然没有哪个领域比中国政治更重要。但我们最大的困难是，外国人不懂中国，我们有道理却说不出，不能拿出学理成果，以至于无法改变西方对中国误解。海外境外华人学者有所贡献，但中国内地学者贡献很少。

要克服这个困难，需要两个步骤。中国内地学者先要去充分地与西方学术界engage，具有在西方学术体系中发表观点的能力，遵守他们的学术标准。从某种角度上说，中国人的观点，只有呈现在西方学术杂志上，才能算成为“文献”的一部分，否则不算数（我这里说的是中国研究，而国际关系政策研究是另一回事，不需要发表英文）。正因为如此，在2015年ISA会议上，唐老师在受奖辞中明确呼吁，国际关系学界应该照顾一下非西方学者，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在英文杂志上发表观点，在语言质量的问题上可以放宽一下要求。我认为唐老师也应该呼吁英文期刊的审稿体系对中国学者更公平一点，甚至改革他们的审稿体系。

以上是第一个步骤，唐老师带领很多年轻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唐老师在第二个步骤上，并没有分出太多精力。只有中国人纠正了外国人的看法，同时得到他们的回应，才算学术engage完成了一个回合。这是得到承认的前提。以前，我们关起门来批判西方的做法，事实上是无效的。我们不能一边批评人家的菜不好吃，自己却不做菜；也不能自己做了菜，但不给人家去品尝。没有第一步，第二步也就没意义。没有对话能力的中国问题研究，确实价值很有限。

唐老师集中精力发展宏大理论和普遍理论，等于默认了中国缺乏特殊性，这恐怕忽视了很多事实。绝大多数西方理论碰到中国这个特殊案例，都会显得黯然失色。发展普遍理论的最终结果，是被西方学术体系同化，以至于他们忘记中国学者的贡献，中国学者变成他们的螺丝钉。只有将中国的特殊之处展示出来，才能凸显中国学术的贡献。定量研究虽然重要，但西方理论中很多概念却有价值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些价值问题并且重新定义概念，那么定量会导致“越研究越错”的效果。唐老师对“中国学派”一直不以为然，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至少他在坚持研究自己追求的领域之外还可以在这个领域取得更辉煌的成就。

当然，说“特殊”是要谨慎的。第一个层次，如果某个西方的普遍性理论已经可以很完美地解释中国的某个现象，我们就不应再发明自己的“标签”、“术语”，那样做没有任何贡献。唐老师以前说得非常对。第二个层次，如果某一个西方理论难以解释中国，但另一个理论可以解释中国，我们仍然不能说中国是特殊的，因为西方学术体系本身就是多元的。第三个层次，即使西方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某个现象，中国学者依然可以发展出普遍性理论，把中国和其他国家都作为这个普遍性理论之下自变量发生变化时的不同案例。这时，我们依然应慎言中国是特殊的，但这是中国学者最值得的学术努力。第四个层次，就是前三个层次我们都无法做到时，中国就真的是特殊的。事实上中国的特殊之处非常之多，很多基本情境在其他国家中找不到会有第二个。当理论失效时，特殊性就以实践为逻辑基础。有的学者不写纯理论的著作，而是只写实践本身，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今天中国政治制度和一些政策有特殊性，本身就是实践出来的结果，无法套用西方逻辑进行解释。

唐老师比我年长正好20岁，但我和他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基本上没有在中国内地接受过政治学专业的教育。这使得我可以有一种冷静的态度看待他的真知灼见引起的反响，以及有人对他的不满。我于读博之前，因诸多缘由曾行弯路，此亦能证明唐老师良药苦口之用。若其初未见他所书随笔，吾于七年前学术之路必废矣，必无申博读博之想法。肺腑之言，虽不尽对，亦忠言也。但今天我毕竟已是一个独立学者，还是应该全面地看待他的观点。

唐老师对中国在世界中定位之评价，也许不能得所有人之认同，但的确是一位能在外国人面前拿出实在学术成果以论证自己观点之人。一个有趣之事，即过于喜外国或过于贬外国，多因缺乏于中外之比较。而真正对国内外生活行比较之事者，则少有极端之看法。很多人过度喜欢美国，但是又拒绝美国人的研究方法，排斥他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接受最先进的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很多人痛恨美国，但是却没有在美国人认可的学术体系中表达观点的能力，不去和美国人平和地对话。我和唐老师11年前的论文观点相近但不完全相同。他认为，中国中心主义心态导致我们不能用他人的眼光来审视自己和外部世界以及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交往，并且缺乏客观了解其他国家的动力。中国人的美国中心主义是一种对美国的近乎迷恋，即或者盲目崇尚、或者盲目敌视的心态。它使得我们几乎将美国看成中国国际环境的全部，或至少是唯一的中心，不知不觉地完全接受美国的思维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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