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秩序】阿米塔夫·阿查亚：权力转移还是范式变化？中国崛起与亚洲新兴安全秩序 | 国政学人

本文提出的亚洲区域秩序建立在两个核心观点基础上：第一，中国崛起在重塑亚洲权力分配，同时该地区也出现了同样影响安全和稳定的其他变化，即二战后亚洲安全环境的变化，主要指二战后亚洲自由主义、经济相互依赖和安全多边主义的发展；第二，虽然这些变化并不能推动亚洲形成安全共同体秩序，但它们可以限制中国权力最大化的行为，也可以遏制美国及其盟友采取极端的平衡或遏制的姿态。

协商安全秩序：定义和实施条件

协商安全秩序（CSO）是不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群体之间相互妥协关系，以保持每个群体的相对自治，防止任何特定群体的霸权。它与霸权秩序、协调秩序和共同体秩序不同。首先，协商的目的是为了防止霸权的产生；第二，协商秩序中占主导地位的群体与实力较弱的群体合作，共同管理政治秩序；第三，联合协商安全秩序没有共识，文化多样性、国家主权和民族自治仍然很重要。

协商安全秩序如何产生稳定？主要有四个条件：相互依赖、均衡、共同领导制度和精英克制。首先，协商安全强调政治和安全的相互依赖，而非仅仅经济相互依赖，也并不意味着一体化，特别是政治一体化；第二，多元均衡权力的存在是稳定的条件；第三，实力较强和较弱的行为体共享领导权有助于稳定；第四，实力较强的行动者尊重弱势群体的权益，并通过协商和一致意见做出、执行决定。这四个条件是相辅相成的，同时也与导致不稳定的因素相互抵消。

当然，协商安全秩序分析模式有其优势和弊端，它借鉴了不同理论视角为分析地区稳定提供了新的框架，这一理论将国内政治中的民族竞争与合作的理论方法移植到国际领域，但在国际关系中，没有多个民族为争夺一个国家的控制权而斗争，此外，由于借鉴相关理论的特点可能会产生“安全偏见”，使这一理论预先导向积极的结果。

亚洲的变化

二战后亚洲有几个主要特征：经济民族主义、安全双边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半个世纪后，经济民族主义、安全双边主义和政治威权主义已让位给经济相互依赖、安全多边主义和政治多元化。

自二战后，亚洲国家之间贸易、经济联系和金融依赖不断加强。亚洲组织发展迅速，机构的职能已扩大到应对包括国家间和跨国安全问题。在亚洲，多边主义重塑美国双边联盟体系的目的和功能，通过鼓励更多行为主体的参与，使美国在该地区的盟友不那么排外。亚洲民主化转型也在不断发展，虽然民主化程度是不均衡的，但会塑造中国的行为。

在概述了共同安全形成的条件及其局限性之后，文章检验了这些条件对亚洲安全秩序的影响，特别是它们如何影响亚洲共同安全行动的。经济相互依赖条件下，资本流动创造了的国际劳动分工，对安全关系具有变革性的影响。目前中国崛起被视为亚洲实力平衡最大的挑战，但美国依旧在亚洲保持优势，维持实力均衡；东盟是亚洲国家共享领导权的方式，且不会轻易被中国取代；虽然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行为更为自信，但它与其他国家协商的可能并未排除，依旧在保持克制。

结论

本文协商安全理论讨论了影响亚洲安全更广泛的因素，一个重要理论意义是关注崛起大国与地区秩序之间的关系，本文从地区形势的角度来看待这一关系，即地区形势如何影响中国和中美关系，而不是崛起国家对地区秩序的影响。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地区安全形势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分析框架也不能静态预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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