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评论】杨原：唐世平的独特性与国际政治的多样性——兼读《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唐世平的独特性与国际政治的多样性
——兼读《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
杨 原
公允地说，唐世平教授很难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其他学者划归为一类。这句话的另一个等价表达是，如果把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所有学者划分为两类，那么一类叫做“唐世平”，另一类叫做“其他学者”。这样分类完全没有贬低和抹杀其他众多优秀学者的意思，在星光璀璨、英才辈出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有太多贡献卓著、令人尊敬的前辈和同仁。但尽管如此，目前我们仍然只有一个唐世平，他的确太独特了。
一是学术经历和学术背景的独特。与绝大多数中国国关学者（包括本土和海归）不同，唐世平老师在其学习和学术成长时期几乎没有受到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熏陶和影响，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等他2009年回国任教时，多年海外学习和研究经历已经帮助他建立起了完整、稳固且富有个性的学术人格和学术品味，这使他得以屏蔽国内学界某些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的干扰。更为重要的是，2009年时的中国国际关系学早已非比昔日：西方理论的大规模引进已基本完工，关于研究方法的争吵也已硝烟散尽。这使得唐老师既无需像秦亚青老师那样倾不世才华于英文翻译，也不必像阎学通老师那样聚半生心血于方法普及，而可以在创造力最旺盛的年华，将自己的学识与智慧毫无牵挂地奉献给学术创造本身。
二是学术传统和理论创新路径的独特。对于任何一个在高校从事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成熟学者（区别于智库的政策研究专家），我们一般能够轻松地从他们的作品和言论中判断他们承袭的学术传统和理论流派，比如张三是建构主义，李四是制度主义，王五是统计模型技术派，赵六是历史古典思想流。但要判断唐世平的阵营归属却很困难。他批判现有的所有国际关系宏理论，但同时又从几乎所有现有理论中汲取营养。他反对拔高历史和思想史的意义，但他驾驭的史料上溯数万年，横跨五大洲。他多讨论纯理论宏大议题，但各种实证研究技术，从定性的过程追踪和反事实分析，到连接定性与定量的定性比较分析，再到定量的回归分析和计算机模拟，无不驾轻就熟。
理论创新是唐老师的主要学术贡献所在，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笔者读到的若干种中国国关学科史论著在列举近年来中国国关理论重要创新成果时，都不约而同地“遗漏”了唐老师的成果。这种“选择性失明”的一个可能原因是，其他理论创新——比如关系主义和道义现实主义，一望可知其受到中国思想理念的影响，恰可当作“国际关系中国学派”建设初见成效的例证，而《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除了作者之外，看不到任何与中国直接相关的元素。一个中国人的理论创新不被视为中国学派的理论创新，这正是唐世平独特性的一个很好体现。当然，有没有中国烙印、算不算中国学派这些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理论创造本身。
三是学术成就的独特。唐老师是中国大陆工作的国关学者中第一位在国际主流学术出版社出版理论专著、第一位在多份国际关系学国际主流理论期刊发表文章的学者。且不论这些著作本身的学术价值如何，仅就打破中国国关学者在国际主流学术平台“零发表”纪录这件事本身来说，其意义就好比刘翔奥运会110米栏夺冠，姚明入选美国篮球名人堂：都是在西方人擅长的领域，按照西方人设定的规则，赢得了西方一流同行的认可。你可以质问凭什么篮球短跑就比乒乓球跳水更有含金量，但你无法否认刘翔姚明在世界体坛（以及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
如果说唐老师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发表体现了他学术成就的高度，那么他在比较政治学、发展经济学、社会科学哲学等其他学科的建树则彰显了他学术成就的广度。他在这些领域的工作绝非简单的“涉猎”和“玩票”，而是取得了就连这些领域某些科班出身的学者都未必能够企及的发表成绩。在高度和广度两个维度，唐老师都已将中国国关学者所能取得的成就上限拉升到了一个吓人的高度，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后来者望而兴叹。
有些人读唐老师的书或听他的讲座，可能会觉得他有点咄咄逼人，有点锋芒毕露，甚至有点孤高自许。但实际上，唐老师令我由衷尊敬的不光是他那些煊赫的学术成绩，更有他那虚怀若谷的学术襟怀。我曾很多次直率地对他的著作提出质疑和批判，但唐老师从来不以为忤，反而鼓励我坚持这种独立思考和理性批判的精神。在我看来，谦虚和自信是一体的两面，共同建构起唐老师纯粹的学术人格。只有单纯的、发自内心的对知识的热爱，才不会把学术当作谋取其他东西的手段，才会把学术看得比较大而把自己看得比较小，才会在浮躁喧嚣的世界中坚守住内心那份宝贵的宁静。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以下简称《演化》）大概是迄今为止唐老师最重要的理论著作。笔者认为，这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是国际关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将演化主义范式严肃运用于理论创建的著作。简单地说，演化就是“突变—选择—遗传”。凡是遵循这个机制的系统就都是演化系统，就都应该依据演化主义范式加以理解。《演化》告诉我们，国际政治系统就是一个演化的系统，不存在“国际政治的本质千年不变”这样的神话，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差异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必需借助不同的国际政治理论才能加以理解。
受《演化》的启发，笔者这里想追问一个问题：国际政治系统为什么会演化？或者更一般地：演化系统为什么会演化？赋予一个系统以演化属性的本体论基础是什么？
从演化的核心机制“突变—选择—遗传”可知，这个本体论基础应该是系统单元及其结果的“多样性”。道理很明显，只有当一个系统的单元存在差异时，它们才存在被选择（筛选）的可能。假如所有个体的性状都一样，那也就无所谓谁优谁劣，谁胜谁汰了。所以，多样性（差异性）是演化得以启动和运行的本体论起点。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单元自身的突变。对于国际政治这样的人类社会系统来说，“创新机制”是其具有和保持多样性的一个重要（但不是唯一）的突变机制（Schumpeter, 1934）。比如某一年某个国家突然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又某一年某个国家突然发明了原子弹，类似这样的突变保证了国家之间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从而为系统的“选择”提供了前提。多样性的另一个来源是外部约束环境的复杂性。不同外部环境下，同样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行为的适应性不同，这保证了系统“筛选”结果的多样性，而“筛选”结果的多样性又回过头来保证了演化的持续性。
总之，多样性是演化系统最优先、最根本的属性，多样性一旦丧失，演化过程即告停止。以多样性为基石的演化主义本体论决定了，理解任何演化系统必须坚持多样化、差异化的视角，任何用以理解和解释演化系统的理论都必须承认其解释对象的多样性，同时识别和解释这种多样性。可以看到，这种“求异型”认识论与以牛顿力学为基础的近代自然科学认识论刚好相反，后者所依据的本体论相信自然现象在本质上是相似的，所以自然科学总是以发现和解释相似性为己任，所以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一代代自然科学家会以发明统一场理论为终极梦想。在自然科学夺目光芒的笼罩下，以经济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在很长时期里都只是懵懂地盲从这种“求同型”认识论，而不去思考这种认识论是否符合社会科学的本体论。年青的国际关系学自然也不例外，比如国关理论界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观点就是：理论应该解释那些反复出现的规律性现象（Waltz, 1979）。
然而，正如《演化》所指出的，国际政治在本体上是一个演化系统，因此看起来纷繁复杂的国际政治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不相似的，就是差异化的。换言之，国家行为和国际政治结果的差异性（多样性）并不是可以忽略的“例外”和“噪音”，而就是真相本身，就是我们的理论要解释的对象本身；相似才是例外，差异才是常态。如果我们承认国际政治的确是在不断演化，那么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任务，就不是发现和解释相似性，而是发现和解释差异性。
从多样性的角度能够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演化》的价值和局限。《演化》的中心思想是：纵向看，不同时期的国际政治非常的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理论，但横向看，每个时期不同地区的国际政治又是相似的，存在相同且唯一的主导性战略。可见，《演化》承认国际政治在时间维度的“多样性”，强调应当以“求异”而非“求同”的视角理解不同历史阶段的国际政治，破除了“求同型”认识论的迷信，在这一点上《演化》的贡献是革命性的。但另一方面，《演化》拒绝承认空间维度的“多样性”，依然坚持横向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求同型”认识论，在这一点上的保守又意味着《演化》所倡导的“革命”是不彻底的。
因为“革命”不够彻底，没有对多样性给予足够的重视，所以《演化》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存在着偏差。例如，《演化》认为，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只有奉行进攻性战略不断兼并他国领土的国家才有可能存活，最终幸存的国家都是进攻性国家。但另一种情形可能更接近事实的真相：在任何时间截面上，采取进攻性兼并战略的国家都是少数甚至极少数，不存在“所有国家都采取进攻性战略”这种极端情况。在属于《演化》所框定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时期的古希腊，几乎所有战争都不以兼并领土为目的（Wees, 2001）。在公认最接近霍布斯状态的中国战国时期，真正坚定持续推行扩张兼并战略的只有秦孝公之后的秦国。作为唯一的“幸存者”，统一六国后的秦国并没有“遗传”进攻性战略，而是180度大转弯，立即不惜成本修建长城。从演化博弈的角度看，选择“鹰”战略的个体数量越多，“鹰”战略的适应性就越低，“鸽”战略就越具有演化优势（Smith, 1982），因此并不会出现进攻性国家不断增多、防御性国家完全灭绝的情况。
为了更好地理解防御性国家为什么不可能完全灭绝这个问题，不妨思考一个与之相关的问题：既然国际体系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为什么还会存在小国和弱国？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下为了生存，所有国家都应追求权力最大化，都应对外扩张兼并。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接受灭亡的命运。可是真实世界并不是这样，有很多弱国小国存活时间远远长于强国大国，这是为什么？按照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似的逻辑，在动物世界里，应该只剩下狮子老虎那样的大型食肉动物。可现实却是，任何生态系统中食草动物的数量和种类都远远多于食肉动物；越接近食物链顶端，动物的数量和种类就越少。
导致上述理论认识与客观现实之间出现偏差的核心原因是，这些理论误将“适者生存”混淆为“强者生存”，误以为强者大者总是比弱者小者更有适应性。如果摆脱单一性、相似性的思维窠臼，其实不难看到，“大”固然有“大”的好处，但“小”也有“小”的优势。比如与大国相比，规模小的国家公共治理成本更低，社会财富汲取效率更高；民族构成更简单，更容易保持统一认同；还可以“搭便车”以节约维持庞大军队和领土的成本，等等。一项获2017年“IO基欧汉奖”的研究显示，在公元1100至1790年间的欧洲，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平均面积越来越小。换言之，国家面积越小，生存下来的概率反而越大（Abramson, 2017）。而一些庞然大国有时其实比小国脆弱得多：秦帝国二世而亡，元朝不足百年，苏联74年解体……动物世界同样如此，恐龙体型巨大，但一颗小行星就使其灭绝，而那些“苟活”在恐龙夹缝中的“小老鼠”，却成功地活到了今天，并且成为万物之灵长。
此外还应注意到，“大”固然安全，但是从“小”变“大”的过程其实非常不安全。“赢得霸权之后”和“争夺霸权的过程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安全状态，后者是少数几种能够将有潜力竞标霸权的大国推向亡国边缘的途径之一（Kirshner, 2010）。坚定不移地实施进攻性扩张战略，一味求“大”，是导致威廉二世德国、希特勒德国和军国主义日本自身安全状况持续恶化并最终遭受民族惨败的直接原因。总有人批评宋朝奉行防御性保守龟缩战略，但如果以德日的历史为参照做一个反事实分析，那么不难推测，宋朝如果不这么做，转而积极扩张，那么它可能会比实际更“不安全”，可能会比实际死得更快。
由此可见，不同的约束条件会筛选和保留下非常不同的国家形态和国家行为，强求一律的思维方式违背了演化的多样性原理，因此必然会造成认识上的偏误。不强求一律，转而去发现和解释世界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当然会使得我们的理论不那么“简约”，不那么“美”，但科学的第一要务永远是求“真”。关注差异性的理论，要比关注相似性的理论，更接近国际政治——以及其他所有以演化主义为本体论的领域——的本来面目。
总之，演化主义范式有两层要义：一是世界是不断演化的，所以不同时期的世界需要不同的理论；二是世界是多样化的，所以理论的任务是发现和解释差异性而不是相似性。《演化》旗帜鲜明地强调了第一层要义，但相对忽视了第二层要义。笔者认为，第二层要义至少与第一层要义同等重要；任何不正视多样性的演化主义理论都是不完整的，任何与多样性相抵触的演化主义理论都是错误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演化》为国际政治的演化主义理论构建打下来很好的基石，但这项理论构建本身并未竣工，目前至多只完成了1/2的工程量。这是唐老师个人的一个小遗憾，但也是整个理论创新共同体的一个小幸运，因为这意味着包括唐老师在内的每个有心人都有机会在这个领域做出新的创造。
最后，我特别想说，批评是容易的，而创造是困难的。哪怕有一万条再精彩再深刻的批判，也抵不上一项哪怕再粗糙再稚拙的创造。向唐老师的卓越创造致敬。
Abramson, Scott F., 2017, “The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1, No. 1, pp. 97-130.
Kirshner, Jonathan, 2010,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8, No. 1, pp. 53-75.
Schumpeter, Joseph Alois, 1934 (2008),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Inquiry into Profits, Capital, Credit, Interest and the Business Cycle, translated by Redvers Opie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mith, John Maynard 1982, Evolu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achusetts: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Wees, Hans van, 2001, “War and Peace in Ancient Greece,” in Anja V. Hartmann and Beatrice Heuser eds., War, Peace and World Orders in European History (London: Rout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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