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事实分析】保罗·希尔：假如乔治·凯南活着，他会如何遏制中国？| 国政学人

乔治·f·凯南(GEORGE F. Kennan)认为，他最初的遏制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但是，如果这位传奇性的苏联专家今天还活着，他很可能会支持一项旨在限制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战略，即中国领导人今天所说的“遏制”。

在凯南学说的提法中，遏制政策的唯一目的是防止苏联共产党扩大对美国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的影响或控制。期间，他曾在1947年到1950年作为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要官员负责战略的实施。他明确地将中国排除在外，因为他怀疑苏联控制下的中国共产党将会衰落。即使他们做了，中国在他看来对美国仅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潜在威胁。事实上，凯南以同样的理由排除了整个东亚大陆——包括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后来的越南）。在冷战初期，他准备接受苏联对东亚大陆的统治（如果它发生的话）作为一件不幸但可以容忍的事情。因此，他在为美国退出中国内战辩护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支持美国从韩国撤出占领军，并警告不要支持或继承法国在印度支那的作用。

在远东地区，凯南认为遏制政策唯一适用的地方是日本，他认为日本对美国的利益至关重要，同时也容易受到苏联的影响——实际上，日本是与德国在欧洲地位相当的东亚国家。因此，他在将美国在日本的占领政策从惩罚性转向重建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类似于欧洲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目的也是一样：将其与苏联的任何计划隔离开来。凯南在1948年写道，华盛顿需要“制定政策为日本提供安全保证，以防止那些岛屿被共产主义渗透和控制包括苏联的军事攻击，并将允许日本凭借其经济潜力成为远东地区的重要力量，这关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

事实上，凯南可以说是“防御圈”概念的第一个支持者，这一概念在朝鲜战争之前成为美国在西太平洋战略事实上的基础。

然而，朝鲜战争的爆发破坏了凯南在东亚外围实施遏制的战略愿景。它导致了美国提出了军方长期驻军朝鲜半岛的承诺，提供的保障源于美国驻日本的军事基地和对驻印度支那的法国的援助，实际上美国也卷入了中国内战，即通过了防卫台湾的承诺。所有这一切都使得乔治·凯南的计划黯然失色，他原本只打算在该地区实施海上和非军事的遏制。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中苏关系出现了分裂，这既印证了他关于苏联不会控制东亚大陆的预言，也印证了他不将遏制主义应用于东亚大陆的理论基础。他在1967年写道，中苏裂痕是“可以设想的最伟大的遏制措施”。它不仅否定了遏制的最初概念，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制衡苏联共产主义国际影响力”的问题。

但中国共产主义本身的威胁又如何呢？乔治·凯南最初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是，无论如何，中国政府都不可能有能力以严重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投射军力。在1966年的一次演讲中，他指出，他最初确定了世界上实施遏制的五个战略权力中心：美国、英国、欧洲大陆、日本和苏联本身。“请注意，”他说，“我个人认为中国不属于这一类，今天不把它包括在内。“遏制是指将其他权力中心置于苏联控制之外。中国超越了这个范围，尽管它处于共产主义的控制之下，因为它不受苏联共产主义的控制，而且在凯南看来，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个战略权力中心。因此，尽管他认为共产主义中国是不可取和令人遗憾的，但它“本身并不是对世界和平的不可容忍的威胁，也不代表我们不能长期忍受的任何东西”。凯南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亚洲其他地区扩张的潜在威胁，但他的结论是，这似乎只可能发生在那些对美国没有战略重要性，也不可能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构成重大军事威胁的地区。在凯南看来，这些情况进一步否定了他的遏制主义对中国共产主义的适用性。他也从未接受它在越南的适用性。事实上，他成为了一名雄辩而有影响力的批评家，批评美国在阿富汗的战争。

凯南早在1970年代就重申这一观点，重申遏制中国没有“任何伟大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一个“高度膨胀的力量”，除了之前对其领土要求（特别是台湾）,似乎并未试图强加中国在邻国的“直接”统治。再一次，他特别排除东南亚，理由是从利益的角度来看，任何东南亚共产党政权更可能玩弄莫斯科和北京彼此对抗的傀儡于股掌之中。

在我看来，乔治·凯南对中国战略潜力的忽视（更不用说东南亚和朝鲜半岛的战略意义）是一反常态的短视行为。这也与他自己对中苏分裂影响的判断不符。中苏分裂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对美国的战略价值，这是他认可和承认的。

但更根本的是，凯南也认识到，共产主义中国过去、现在都没有代表苏联在冷战期间构成的那种威胁，这为他的遏制主义奠定了基础。1947年7月，他在《外交事务》中《苏联行为的根源》上发表了《X》一文。凯南认为，苏联意识形态是建立在指定的“基本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对立世界”，这使苏联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责任最终推翻社会主义以外的政治力量”。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从未完全认同这一观点，也从未完全认同零和博弈的目标，也从未完全认同在中国境外实施“中国直接统治”的必要性。而且，他们已经超越了任何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根本对立的信仰：他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的融合。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7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上提出的发展模式（与普遍的误解相反）并不是要用世界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相反，中国政府真正追求的是与西方强国建立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与传统智慧背道而驰。凯南没有完全预料到这一点，但他毫无疑问会欣赏今天的中国和苏联的联盟和之间的差异，尤其是承认中国不符合他关于苏联的描述“X”文章中缺乏“真正的物质力量和繁荣的证据”支持其外部的野心。基于这些原因，他会认识到，中国不像他最初设想的那样值得采取遏制战略，这种战略也不可能对中国奏效。

然而，矛盾的是，凯南开始提倡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而这种方式与他对苏联制定的许多政策可以说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经历在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对美国十年的敌意，凯南宣称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并描述中国为“当代帝国主义”。四年后，他在另一次演讲中指出，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憎恨美国，因为美国“胆大妄为地站在阻碍他们权力的扩张他们的道路上”。凯南说，为了维护二战后的地区权力平衡，防止出现一个“在意识形态上对我们怀有如此偏见的人（比如中国共产党人）主导的亚洲”，美国“别无选择，只能走上这条道路”。不过他坚持说“华盛顿只是希望防止中国共产党权力在周边岛屿和半岛的扩张”（这一次强调，美国的方法是包括在韩国完全的美军防御，不纯粹是旨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政权的军事策略。

这显然暗示了一种阻止中国影响力在该地区扩散的愿望，这听起来很像最初遏制苏联影响力扩张的目标。更重要的是，在应对中国实力的扩张上，凯南配备的 “壁垒”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与他关于对苏联共产主义 “X”的处方相呼应：通过“在一系列不断变化的地理和政治要点上熟练和警惕地运用反作用力”。

可以说，这正是美国今天通过各种政策和战略所追求的。这些政策和战略寻求平衡，从而限制中国相对于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的扩张。亚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这是奥巴马政府 “亚太再平衡”的核心目标，他们也希望如此。特朗普政府在该地区维持的外交和经济接触、安全合作和军事部署（现在是在追求“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框架内进行的）都被广泛认为是为了同一个目标，凯南早在1960年就赞同了这一做法。

但这正是中国领导人今天例行公事地称之为“遏制”的目标和美国的政策。包括美国的亲密盟友在内的许多其他东亚观察人士可能也有同样的想法，并因此给予支持。华盛顿可能对这个词有不同的定义，认识到中国代表着与苏联不同的一种挑战，因此用其他术语来描述美国对中国的战略，并否认华盛顿有遏制政策，因为它使用应对苏联不相同的策略，因为中国（和他们的一些邻国）描述为“遏制”就是认为美国在试图限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分歧只是语义上的。归根结底，今天的凯南基本上是在倡导中国人所认为的“遏制”。因此，他的学说的一个版本在东亚仍然有效，尽管它已经宣布放弃或改变了名称。

凯南最初的遏制主义的另一个核心要素适用于今天美国方面的要求的东亚。在“X”文章中，他指出，“苏美关系问题的本质上是对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价值的考验” 。“美国成功最终取决于美国可以创建世界各族人民普遍的希望的程度,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和“成功应对其内部民生问题和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的责任。”同样的条件在今天也同样适用，甚至更适用于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在凯南写下这句话来描述美国“遏制”外部挑战的基本前提的70年后，这个国家（中国）再次面临美国自我强加的一个考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