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研究】戴维来：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作为东北亚地区的重要国家之一，韩国近年凭借经济上的崛起，有力地拓展了外交上的雄心抱负。一方面，以美韩同盟为核心，不断巩固韩国的国家安全基础，使之成为其整体外交的根基；另一方面，将中等强国外交作为韩国外交的重要一环，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完善周边外交布局、改善周边地缘政治环境、运筹大国竞争都有明显的影响。当前如何处理好与韩国的双边关系，既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等强国 外交战略 中韩关系 韩国外交
韩国近年凭借经济上的崛起，有力地拓展了外交上的雄心抱负，也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能有一席之地，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强国。一方面，韩国强化美韩同盟，以此夯实韩国外交与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安全上依靠、追随美国的步伐，甚至听从美国的调遣；另一方面，面对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强盛局面，又不甘于成为大国的影子与仆从，希望把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积极推动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立志要走出地区，在国际舞台上大显身手。当前韩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在全球范围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对中国来说，既是一种可能的隐忧，更是一种机会。中韩关系发展的成熟，不仅有助于推动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还将助益于中国外交的全球布局和周边外交的支点建设。因此，探讨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有助于理解韩国整体外交并透视中韩关系，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韩国中等强国身份：争辩中的主流共识
在阐述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之前，首先需要明确什么是中等强国。对于这一概念，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识，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从权力结构判定中等强国。肯尼斯·沃尔兹指出，在无政府秩序下，单元主要依据实现功能的能力大小来加以区分，以权力结构的系统分布为视角，认为中等强国处于国际结构的次等位置。卡斯滕· 霍尔布莱德用领土面积和人口多寡作为衡量标准，将18个国家界定为中等强国。瑞德尔认为，中等强国在规模、物质资源、影响力等方面都接近大国。美国学者戴维·马里斯指出，在一个以资源分配高度不平衡为特征的国际体系内，中等强国不再是简单的“价格接受者”（price takers），而有足够的资源来影响国际体系。墨西哥学者冈萨雷斯从国际角色、国际地位与地区领导力出发，认为中等强国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实力在世界上处于中间地位，在国际冲突中处于“中立”或缓冲的地位，在地区中扮演重要角色。二是从国际行为观察中等强国。认为中等强国可在经济领域“第二议程”和全球治理领域“第三议程”中发挥作用，包括：居中调停、追随强国、良好“全球公民形象”、“小众外交”（niche diplomacy）、信赖多边主义来处理国际事务，等等。罗伯特·基欧汉强调，中等强国个体行为能力虽然有限，但在国际组织机构里却能发挥重大作用。安德鲁·库珀认为，中等强国怀着获得国际社会认可与国际威望的动机，视自己为“道德行为者”，通过外交手段将自己置于道德高地而带来好名声，既为自己赢得国际社会信赖，又从大国那里获得行动空间。加拿大学者大月友恵提出，中等强国的确定主要是由一国在特定的议题领域所投入的资源和知识所决定的。这些特定领域涵盖经济、人权、环境、军控、维和、人道主义救援等，中等强国在这些“第二议程”和“第三议程”当中积极寻求其自身角色发挥的空间，在一些国际危机和冲突的解决中扮演居中调停的角色，从而增强自身国际影响力，谋求国际地位的提升。三是从地缘政治认识中等强国。认为处于地区领导地位、扼守地缘要津的国家属于地缘支轴国家。布热津斯基强调，大凡地缘支轴国家，均拥有仅次于大国的地区影响力。这种观点认为作为地缘支点的中等强国，其生存之道是周旋于大国间，通过结盟、保持中立、联合等方式求得最佳生存途经。那些处于扼守重要地缘位置且具备较强实力的国家也可以称得上中等强国，如土耳其、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四是从建构身份认同理解中等强国。认为中等强国的共同身份认同有助于合作。加雷斯·埃文斯主张，那些“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应建构合作联盟，就彼此利益关切加强协调，在某些问题领域进行联合，在关键性的国际事务上以整体姿态出现，保持同一种声音，建构共同的身份认同。他们认为，中等强国外交是一种创造性的伙伴关系和外交工具。本文所认为的中等强国，是一个集经济实力、规模体量、国际影响力、地缘战略地位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概念，它们处于国际体系中仅次于大国的地位，被公认为有权利参与处理国际体系尤其是区域内重大的国际问题，奉行独立外交政策，它们对地区乃至国际社会拥有相当程度的影响力，包含传统中等强国与新兴中等强国，前者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典型，后者以巴西、南非、土耳其等国为代表。
韩国在身份形态和外交操作上是否属于中等强国，学术界看法不一。如有观点认为，韩国是一个追随大国的小国，没有自身的独立性。韩国是国际体系中一个雄心勃勃的小国。还有观点认为，由于地缘位置原因，大国环绕四周，韩国的外交选择非常有限。但是，在大多数学者眼中，韩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等强国。约瑟夫·奈指出，韩国已经摆脱被界定为“朝鲜邻国”的定义，正成为全球事务中重要的中等强国。澳大利亚学者詹姆士·科滕指出，从实力与潜力的角度，韩国在十年前就已经具备中等强国的地位，既具备了中等强国的能力，也实践着中等强国外交行为。安德鲁·库珀指出，在二十国集团（G20）内，韩国成功而有效地扮演了中等强国角色，在发展议程、“小众议题”领域中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约书亚·斯佩罗强调，韩国在东北亚地区安全中作为举足轻重的中等强国而存在。韩国学者也认为，韩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政治民主发展，已经成为一个能施展领导力与塑造全球政治的关键中等强国，在重塑和领导后金融危机世界秩序中肩负重大责任。
（一）从实际来看，韩国具备了中等强国的现实条件
经济上，韩国是全球第13大经济体和亚洲第4大经济体，经济规模高达1.41万亿美元，作为经合组织（OECD）与G20重要成员，在国际金融和经济秩序安排中占有一席之地，发挥着显著的作用。韩国的信息与创新经济产业引领发展的前沿，钢铁、汽车、造船、电子等已成为韩国的支柱产业，特别是拥有一大批遍布世界、颇具影响的“航空母舰”型跨国企业，其中造船、汽车制造和电子等行业享誉世界，如三星、现代、LG，分布于半导体、显示器、炼油、建设、钢铁、造船等行业。在短短三四十年内，韩国实现了经济腾飞，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崛起为充满活力的经济强国，成就了“汉江奇迹”。作为全球第8大贸易体，韩国的进出口总额维持在1万亿美元以上，成为世界第9个达到了万亿美元年外贸规模的国家。韩国以自贸区（FTA）为核心，构筑了联系广泛、十分活跃的自由贸易网络，形成了经济上四通八达的“经脉”系统和与各国密切的伙伴关系网络。再加上人均收入水平高、对外经济活动能力强、科技实力雄厚以及国家管理水平较高等因素，构成了韩国成为中等强国的硬实力基础和必要条件。
政治上，韩国有参加国际重大经济、政治、安全、文化体育事务以及全球/地区热点难点问题解决的较强意愿，有积极谋求国际体系格局中重要席位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力。韩国的中等强国身份图景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时韩国外交摆脱了冷战时代的两极桎梏，开始寻求全球外交战略。此后，韩国表现出多边外交的浓厚倾向，参与了一系列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凸显全球外交存在和影响,1991年加入联合国以来，两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举办了一系列重要的多边论坛，主办召开过G20、OECD，以及绿色气候基金（GCF）的多个大型国际会议。在国际组织任职的韩国或韩裔人士比比皆是，如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世界银行行长金墉等。这些都标志着韩国已成为一个对国际议程有重要影响的重要国家。特别是在地缘政治上，尽管面临诸多局限，但面对大国竞争博弈，韩国努力化不利为有利，在大国间寻求平衡而左右逢源。正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所强调的，韩国正在以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关系节点身份回到世界舞台，它会以某种重要的途径影响中国、日本、美国乃至俄罗斯的未来。
文化上，韩国拥有相当强的软实力，由影视、饮食、服装形成的“韩流”风靡世界。韩国公共外交比较发达，建立和发展了大批国际志愿者，扩展了韩国的影响力，如韩国的国际志愿者队伍规模仅次于美国的“和平队”。
国家治理上，韩国拥有一个较强的控制和行事能力的政府，良好的国内治理能力，国家制度完善，行政管理水平较高，拥有意识形态动员的力量，能够有效地组织经济管理和社会治理。自1988年卢泰愚当选首位由国民直选的总统以来，韩国政局告别了过去政变频繁、政权更迭不断上演的格局，成功实现了由威权政体向现代政治的民主转型。韩国政府在保持政治稳定、摆脱经济危机、驾驭社会管理等方面的成就斐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民主政体。根据世界银行2014年发布的国家治理能力排名（从公民话语权、法规、监管质量、政局稳定、政府有效性和腐败控制等六个方面衡量）可以看出,2013年韩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此外，韩国的民族凝聚力、军事硬实力也都处于世界前列。韩国民族作为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没有很多国家存在的民族问题的困扰，大大减轻了政治压力，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凝聚力、认同感高度发达的社会为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层面支撑。因需随时应对来自朝鲜的军事压力，韩国常年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横向比较来看，据有关机构2015年的最新评估（不考虑核武器），韩国成为全球第七大军事强国，仅次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印度。应当说，韩国军事实力处于世界各国的中上游水平，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军事力量。
（二）从实践和社会层面来看，韩国政府已经按照中等强国身份行事
从卢武铉政府起，中等强国开始进入了韩国政府的官方词汇。李明博政府已有一个比较清晰的中等强国战略。朴槿惠政府把推进中等强国战略作为一个主要的外交目标。可见，中等强国的身份标签已经超越了学术讨论的范畴，进入政治操作的领域。这表明，无论学界还是政界，韩国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已成为了一项共识。
崇尚强国的民族心理，使得韩国力求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属于自己的国家品牌。历史上，朝鲜半岛被大国所统治或者掌控，半岛上的国家少有真正实现过独立自主。正是这种状况，使得韩国人的自尊心很脆弱但又非常强。近年随着经济地位的崛起，韩国的民族主义进一步高涨，他们自然不再甘心生活在周边大国的阴影之下，急于让周边和世界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韩国的国家战略，是将“中等强国”作为自己的国家品牌推向国际社会。据韩国智库的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中等强国的韩国人达到76.8%，在“韩国在解决国际问题中应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的问题回答中，53.1%的人回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这反映了日益增长的国内支持和民众对中等强国身份的认同。
二、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突破美韩同盟的对外张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韩国长期致力于韩美外交，美韩关系成为韩国外交的支柱。尽管经济上韩国已在全球有所作为，但安全问题始终是其挥之不去的梦魇。朝鲜仍是韩国面临的生存威胁，随时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始终存在。这种情况下，保障自身安全是当务之急，加强美韩同盟是任何一届韩国政府的首要任务，《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在今天依然是全面联盟的基础，美国为韩国提供“核保护伞”，驻军2.85万人，拥有对韩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权。可见，美韩同盟是韩国外交的一个核心特征，与美国保持友好、应对朝鲜威胁是其安全政策的优先考虑。通过美韩同盟，韩国实现了国家安全与经济繁荣的齐头并进。韩国认为，韩美同盟一直是朝鲜半岛和东北亚地区在过去60年和平与稳定的关键。故此，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韩国只服从、服务于美韩同盟，尤其表现为美国利益需要的追随者，在外交上谈不上独立自主，更遑论国防安全。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韩国国家利益内涵的更新，韩国越来越发现以美国为中心的外交政策，使韩国的外交选择余地大为缩小，往往面临着在大国之间选边站队的尴尬，尤其是在高政治和安全领域，往往无法保持任何形式上的中立性，这限制了韩国外交的周旋度和灵活性，不利于最大限度地扩展韩国的国家利益，也不符合韩国作为新兴强国的身份特征。特别是近年来，韩国国内一直存在着韩美同盟与自主外交的战略选择之争，后者认为韩国已不再是一个小伙伴，从国家利益出发必须走出大国藩篱，走向世界，强调在加强美韩同盟的同时，增强国防自主性，追求多边安全合作，保持战略选择上的灵活性，不必处处跟随美国。他们主张，韩美同盟要超越过去，就应争取与它的超级大国盟友一个更加平等的地位，在国际体系中承担更大的责任。当前，韩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外交资本，它可以同时追求联盟外交和中等强国外交，而不致处处受限于美韩联盟的掣肘。
1988年，卢泰愚政府开始积极推行“北方外交政策”，发展与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目的是促使朝鲜半岛的局势走向缓和。1990年、1992年韩国分别与苏联、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其后，历届政府均推行积极外交政策，加强与周边中、美、日、俄的大国外交，多层次、全方位地参与地区与国际事务。20世纪90年代末，韩国政府已经开始标记自己为中等强国，在亚洲和全球扮演重要角色。1998年，时任外长洪淳瑛在一次演讲中说：“21世纪韩国作为中等强国，必须明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间懂得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特别是2008年李明博政府执政后，韩国外交政策话语中特别提到的“中等强国外交”开始广泛传播。在此期间，推出“全球韩国”的愿景，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发挥在多边组织中的积极作用，以提高韩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为此，韩国采取了“贡献外交”行动，推动发展援助，举办G20峰会、核安全峰会等，一时间韩国成为国际社会闪耀的明星国家。2013年朴槿惠政府上台后，将推进中等强国外交与“北方信任政治”、“东北亚安全合作倡议”并列为韩国外交蓝图的三大内容。至此，韩国领导层认识到制定外交大战略的重要性和及时性，即在其中等强国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国家利益。
事实上，韩国开展中等强国外交并不局限于特定的外交形式，而是因应国际局势变化、大国综合国力较量的此消彼长、以及地区安全不稳定因素而有所变化，借助中等强国外交方式有助于解决这些变数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寻求多边解决国际问题。韩国诉诸中等强国外交，就是致力于多边主义、冲突调解和国际行动主义，积极鼓励正式的规则，建立合作联合，开展“小众”外交活动，树立“良好的国际公民”形象，发挥支点作用，平衡大国的权势，加强自身的地位，旨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更大的作用、扮演更突出的角色，展现协调力、领导力和组织力。正如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所说，作为一个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中等强国，朴槿惠政府希望回馈过去得到的帮助，成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为国际社会做出有意义的贡献，以维护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韩国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意义如下。
（一）展现协调力并开展多边外交合作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目标
多边主义是中等强国外交的关键。中等强国在多边国际制度框架下所获得的国际影响力并以此提升的自身利益，可能会比在无政府状态下获得的要多。对此，韩国深信不疑并有所获益，多边主义正成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的新特征。韩国的全球外交步伐很快，目前已加入G20、OECD、APEC、东盟地区论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从而塑造和扩大了韩国的全球影响力。如APEC的宗旨、原则、框架、运作方式等一系列组织化程序是1991年在韩国举行的会议上正式确立的。尤其作为新兴国家，韩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首要平台G20，使之获得了在法理上享有参与国际秩序核心决策进程的权力。在2015年后发展议程”中，韩国利用它发挥沟通“东西”关系、“南北”关系的桥梁作用，帮助调和有关利益攸关方之间的利益冲突，用好用足新兴世界秩序的各种机会，最大限度地服务于国家利益。韩国通过积极参与建立和发展多边机构，推动完善现有的国际制度，抢占全球规范的制定权，并在东亚区域设置能够解决争端的原则，制定和改革地区安全架构，从过去那种消极的跟随者角色成功转变为积极的议程设定者角色。韩国认为，未来亚洲的新秩序取决于如何处理所谓的“亚洲悖论”问题，即经济相互依存逐步提高与政治安全合作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对此，朴槿惠政府提出了“东北亚和平与合作倡议”（NAPCＩ） （见图1），希望通过点滴积累、播种信任与合作的种子以防止地区安全挑战的产生。韩国也认识到传统安全领域内信任产生的不易，因而首先从非传统安全的“软议题”着手，在核安全、能源安全、环境、救灾、反恐、网络空间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按议题分别推进具体的合作项目，从而形成合作的惯例。其目的就是通过实现各种会议平台和各议题合作项目的定期化、机制化，形成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的共识，补充和扩大现有的亚太地区合作机制，在东北亚地区建立多方面、多层次的多边协商机制，通过对话与合作逐步建立互信。在与美国巩固双边同盟的同时，积极推动多边安全对话和安全磋商机制，提升对华关系，调整对北政策，加强对俄合作，靠近美日同盟，试图扮演“穿针引线”的角色，最终目标是建立东北亚地区合作与一体化秩序，从而根本上改善韩国周边安全环境。这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全球角色将会提升韩国的国家利益，使其从一个单纯的安全消费者开始变成安全供给者。同时，韩国还力推欧亚倡议，通过与欧亚各国的经济合作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扩大贸易范围和层次，以经济带动政治，探索朝鲜半岛政治问题的经济化解方式。此外，韩国还协同中日发起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并争取到将峰会秘书处设在首尔。不过，这一不定期峰会因近年来中日、韩日政治关系紧张而停摆。应当看到，在大国环伺的东北亚地区，各大国都能接受的协调者几乎非韩国莫属，这正是因为它所处的战略位置，既不威胁大国利益，又能从大国那里获得利益，充分体现了中等强国外交的“穿梭协调功能”。同时，作为主要的贸易国之一，韩国一直积极寻求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政策，已经签订了一系列自由贸易协定。2011年和2012年，韩国与欧盟和美国分别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先后生效。与东盟、智利、秘鲁、印度等国已签订了FTA，与中国也完成了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韩国在全球范围内凸显外交存在、昭示外交特性，就是为了扩大和加深其外交影响，使之成为超越地理范围、疆域限制的全球中等强国。
（二）展现领导力并推动发展援助和绿色增长成为重要的领域
中等强国外交体现为对国际事务具体领域的功能性领导地位。正如库珀指出的，中等强国往往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创新或技术的领导地位，还发挥着催化剂和促进者的作用，以产生用在某些特定问题上足够的“政治精力”。韩国对发挥牵头和领导作用跃跃欲试，本身有着参与国际经济政治的强大意愿，在多领域、更复杂的全球治理特别是一些专业领域内所具备的专业技术和创新精神，使得它拥有足够的领导资源，并且推动了合作的建立。韩国能够在一些收获重大利益的国际事务中集中资源，并在这些领域具备一定的领导地位或成为推动者。韩方有信心在制定新的国际规范和达成人类安全及相关领域的国际共识中发挥主导作用。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国加强其外交能力，充分利用广泛的外交渠道和外交手段，包括公共外交、国家关系网络、非政府组织和多边二轨道外交，化解国际矛盾，促进国际社会合作。在国际事务的优势领域牵头倡议，为议程设定、规则制定、合作形成、协作促成提供政治、经济、技术和智力支持。特别是在经济发展、金融稳定、绿色科技、核安全、气候变化等重要全球治理议题上，韩国主动发起和推动跨国合作，凭借自身发展经验，致力于建立新型的发展援助与发展合作，协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发展进步，其中以东南亚国家获得韩国发展和技术援助为最。韩国在新型绿色发展方式上体现引领作用和领导地位，举办全球绿色增长倡议（GGGI）、绿色气候基金、韩国绿色科技中心（GTCK）等框架下的各个高层会议，在此基础上寻求与世界银行、联合国、以及墨西哥、巴西、丹麦和其他东亚国家合作。韩国主办第四届援助有效性釜山高层论坛，邀请160多个国家的首脑和官员、70多个国际组织、各界代表等3500多人参加，在其中起到了引领的作用。包容性绿色增长已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政治和外交成果，通过“绿色增长政策”这一举措，为主动提出经济发展的新模式铺平了道路，韩国成为围绕“2015年后发展议程”讨论的主要参与者。此外，韩国还意图在网络空间规制上体现话语权，2013年10月，旨在促成在网络空间规范达成全球共识的第三届网络空间国际会议在韩国举办。当然，韩国发挥中等强国领导作用，不仅仅是因为在这些治理与发展领域上的领导能力，正如约翰·伊肯伯里等人指出，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其对中等强国外交的战略应用，是综合运用政治、经济等因素创造一个施展领导力的有利环境。并且韩国自身发展事实就极具说服力，因为它是一个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快速成长为中等强国的国家
（三）展现组织力并推动形成中等强国联合网络成重要的着力点
七国集团（G7）和金砖国家两大国家团体在国际体系的强势作用，使游走于其外的多个中等强国有被边缘化的可能。鉴于此，一些中等强国开始寻求抱团取暖以改变不利境况。正如澳大利亚前外长加雷斯·埃文斯所表示的，那些“志同道合”的中等强国应建构合作联盟，就共同的利益关切加强协调，加强更集中、更紧密的合作。对此，韩国对发挥组织机构“设计师”的角色饶有兴趣，积极主动与其他几个“志同道合”的国家一道，加强中等强国的横向联合，建立合作网络，谋求对世界产生有意义的改变。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发起了“中等强国倡议”（middle powers initiative），其关注点是全球核不扩散，减少和消除核武器。韩国与29个国家、8个非政府组织一起，呼吁和推动有核国家立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减少核威胁，通过国际谈判实现核裁军。 这一倡议合作的目的就是搭建沟通、对话、合作的机制化平台，拓展韩国更大的影响力，谋求“关键性”的角色而非“次要”角色。二是牵头成立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近年来，蓬勃发展的金砖国家组织影响力一路高涨，也让韩国感到设计国际合作制度、加强中等强国联合的紧迫性。2013年9月，韩国牵头组织成立中等强国合作体，作为“志同道合”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多边讨论与合作的平台，又为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提供契机，如G20治理、联合国改革、气候变化、核裁军、民主化以及热点问题，旨在强化五国间合作，并为全球其他被忽视国家发声。目前MIKTA组织已初步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架构与运行模式。在韩国看来，这些国家是拥有核心民主价值观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中等强国，有意愿和能力对国际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MIKTA的出现可以被看作是韩国建立信任外交过程的一部分，有助于培育新的合作方式。更深层次上，韩国希望通过组织建立基于信任的伙伴关系合作网络，来平衡大国压力，扩大外交空间，加大谈判交易筹码，扩大国际话语权，拓展全球影响力，刷新在大国视野中的存在感。三是组织亚太地区中等强国合作倡议”KIA”。韩国认为，世界权势正在向亚洲转移，而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中等强国，韩国、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必要加强合作，形成非正式的联合集团，谋得谈判桌上的平等一席之位。如果这三个国家能够采取协调一致的方式行动，则不仅在地区经济而且将在国际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有望能够推动亚太地区权力结构的调整转变。
总体上，韩国推进中等强国外交战略，既源于自身实力的显著增长，外交政策手段的日益娴熟，国家治理能力的不断提高，政治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也得益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国际政治经济事态、持续演变的国际体系转型以及全球治理的新形势，反映出当代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常态、新时代、新变化，即新技术、全球化、多极化趋势正塑造着世界的形态，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而是一种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和环境的综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球化提供了重大机遇。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经济技术的扩散，也塑造了新的国际格局，即国际体系从中心向外围、从大国向更多国家、更加多元行为体的转型过程，权力政治和权力结构被进一步淡化和弱化，传统的以美国为首的等级权力结构已让位给侧重于不同问题的新兴跨国合作网络。日本学者星野昭吉指出，国际体系的全球化过程，可视为大国中心型的秩序转变为社会中心型的秩序的一种可能性。同时，全球化带来的国际问题，绝不是一个国家所能独自解决得了的，这些问题包括国际金融稳定、全球气候变化、传染病的传播以及跨国毒品、犯罪和恐怖主义网络。特别是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的大量出现，使国家行为体的主导性权力受到不同程度的制约，导致国家权力的分散。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随心所欲地滥用权力，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和规范各国都普遍要遵守。中等强国绝不可能放弃这一伟大历史进程所蕴含的任何机会，其所拥有的经济、政治、外交、军事以及地缘重要性、观念性战略资产，更是赋予了它们使用这些资产的能力。韩国正是把握了这一新趋势，获得了更加有利的战略位置和国际行为空间，从而在世界舞台上与大国的交往中更加得心应手、游刃有余。韩国经济的腾飞更是得益于全球化的蔓延扩散，借助经济杠杆和利益的全球分布，迫切要求韩国开展全球外交布局，同时利用大国对其拉拢示好的心理，待价而沽，发挥自身的“议价”能力，试图平衡主要角色之间的友好关系，努力争得更多好处，同时增加自身的重要性，准备成为大国的首选合作伙伴。
第二，多极化释放了巨大空间。多极化不仅改变了国际体系结构，也变革了国家交往的心理和观念。这种态势扭转了长期以来大国中心主义的局面，使韩国等中等强国获得了体系结构上的伸缩空间，不必再为“极化”时代下支付选择的巨额成本。冷战的结束，不仅促使僵硬两极结构的解体，也意味着意识形态对立的约束，告别了“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或“无国界世界”等诸多断言，迎来了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新型交往时代。扎卡利亚在《后美国世界》中说得非常明白，全球权势正在转移，世界正逐渐脱离美国的经济霸权，阔步进入一个多强共同支撑的后美国世界，美国霸权衰落，新兴国家崛起，美国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这个现实。国际体系不再是僵硬的阵营对立，亦非超级大国的天下独步，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多地区重心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单独发挥全球领导作用的世界，各国政府必须自己为自己创造更多的机会。当前的世界是一个“非极性”的时代，它更加注重协商、对话和谈判等新的国际规范，使得权力中心不再固守于过去那种高度集聚于超级大国手中，不是由一个或两个甚至几个国家主宰的，而是由数十个行为体行使着各种权力。因应这种总体形势，各主要角色在世界事务中的互动关系相当热络，不必在超级大国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国家间交往可以更加灵活、更为自由，交往的方式更加多样，联系更有深度。这为韩国发挥外交策略、自主性与能动性释放了广阔的空间。韩国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维持了良好的关系，可从中协调起到“润滑剂”的作用，且其签署FTA的数量位居世界第三，更是发挥了其强大资产的影响力。因此，只要是把握和应对得当，韩国也能够与大国一样扮演关键性的角色。
第三，地缘政治锤炼了外交技艺。地缘政治环境的缓和与改善，为各国特别是具备较强实力的中等强国减缓和释放了压力，影响了韩国的区域多边主义和外交技能。韩国位于中国、日本、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十字路口”，常常自视为“鲸鱼间之虾”（shrimp among whales），有被“大鲸鱼”挤压的风险。在这种地缘政治环境中，韩国必须积累从中斡旋、调解的机会和资本。欲实现国家利益，最好的方式是利用大国的力量相互牵制，如以中国制衡日本、以美国制衡中国，从中取得实在的好处，既不针对中国或加入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的阵营，也不加入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地区秩序。经济上，韩国通过贸易和投资网络更多地依赖于中国；安全上，只要朝鲜的威胁继续存在，韩国必将依赖美国以威慑朝鲜。于是韩国在美国与中国之间左右逢源，这种外交策略要求韩国保持与两大强权的友好关系，而不能倾向于一边导致另一边不满。这种地缘政治的逻辑似乎决定了韩国促进区域合作的意愿和积极性，促其调和大陆强权与海洋霸权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减少半岛冲突的风险、促进半岛的统一进程。这也使得韩国热衷于通过多边方式，运用居中平衡的思维，在大国强权间维持巧妙的平衡，寻求与美国的同盟外交，同时又超越同盟外交，采取斡旋、调解、合作等方式，不断赋予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新内涵。
尽管韩国在推进中等强国战略上不遗余力，势头迅猛，且成效显著，但依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一是复杂的地缘环境因素。朝鲜半岛是美中俄日大国利益汇集、角力的场所，并且该地区是冷战的“遗存之物”，在面积不过22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集中了南北双方的185万常规部队，以及3余万驻韩美军（含临时派驻的美军）。半岛上空战云密布，与朝鲜的紧张对峙和摩擦，成为影响韩国安全与经济稳定的“阿喀琉斯之踵”。坐落在一个危险的环境中，军事对峙势必将会影响韩国国家发展的整体稳定及人们的心理预期，有损韩国多边外交的努力。对此，韩国不得不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对。一直以来，南北关系是韩国外交迫在眉睫的问题，朴槿惠政府上台两年多来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有恶化的趋势。如果仍得不到改善，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可能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二是依然相对较弱的现有实力。韩国周边除了北邻之外尽是大国，处于大国竞争博弈的焦点。韩国如果位于世界其他地区都算得上具有相当实力，而在这一地区则显得有些“瘦弱”，还需仰仗美国的核保护。目前韩国试图以较弱的实力撬动地区合作，不免有“小马拉大车”之嫌，在美韩同盟框架的强大制约下，韩国还需要在如何找到自主发展空间方面下大功夫。三是经济过度依赖于对外贸易。2014年韩国贸易额（含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达1.316万亿美元，占GDP（1.41万亿美元）的比重高达93.3％。这意味着全球经济的下滑疲软、地缘政治的紧张冲突，都会对韩国造成较大的影响，表明韩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存在严重的依存性和脆弱性，这不利于保持韩国经济的强劲稳定。
三、中韩关系：不断接近的历史选择及其隐忧
韩国推行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尽管竭力保持外交独立性与政治自主性，但仍然带有深刻的大国烙印，中美两大国是其不可回避的因素，发展大国关系也因此成为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60多年特别是近年来，韩美关系不断深化和扩大。同时，与中国的关系继续蓬勃发展，互为对方最重要的伙伴之一。中韩两国曾经长期隔绝，但建交23年来，两国在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一直保持总体稳定的发展态势，尤其是由于地理上的接近、产业上的互补以及社会文化上的交融，两国在经贸合作、国际合作地区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对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亚太的战略格局、经济整合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韩国来说，韩国将对华外交已置于仅次于美国的重要位置，双边关系表现出如下鲜明的特点。
一是经济上空前紧密。构筑贸易网络是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特别是针对中国，经贸联系是中韩双边关系的加速器和稳定仪。建交以来，中韩两国间的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1992年的50亿美元猛增至2014年的2900亿美元，贸易额增加了近60倍。中韩双边贸易额超过韩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5，超过了韩美、韩欧贸易额的总和。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最大进口来源国和最大海外投资对象国，韩国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和第五大外资来源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进口来源地，双方互为最大海外旅行目的地国。韩国产品和中国产品出现于两国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韩国贸易和投资网络更多地依赖于中国，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是面向中国的。截至2014年底，韩国对华投资累计约600亿美元，中国对韩直接投资也达到了16.3亿美元。两国经贸高度互补融合，为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特别是2015年中韩自由贸易区的正式签订生效，标志着世界上最大规模之一的双边自由贸易合作关系建立，这将拉动中国实际GDP增长0.34个百分点，拉动韩国实际GDP增长0.97个百分点，也对外释放了通过开放、合作推动经济增长的强烈信号，不仅对两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也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经济繁荣、稳定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对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鲜明的风向标作用。日益紧密的经贸联系，构成中韩关系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让中韩关系的内涵可察、方向可期，对于认识和观察韩国的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政治上日益热络。政治关系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能够基本反映两个国家亲疏好坏的概貌。韩国发展对华外交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中国政府同样高度重视推进双边交往。中韩建交以来，政治关系与冷战时代脱钩，突破了美韩同盟的桎梏逐步升温，高层往来频繁，领导人互访不断。同时，两国领导人利用多边场合保持频繁会面，相互交换意见，协调彼此立场，政治互信不断增强，带动了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两国关系大局框架逐步确立为战略关系。1998年金大中总统访华，双方建立了中韩合作伙伴关系。2003年卢武铉总统访华，双方建立了中韩全面合作伙伴关系。2008年李明博总统访华，双方建立了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3年6月，朴槿惠总统打破先美日、后中俄的出访惯例（时年5月首先访美），就职总统仅4个月旋即率“史上最大规模代表团”访问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对韩国进行回访，双方宣布中韩努力成为实现共同发展的伙伴、致力地区和平的伙伴、携手振兴亚洲的伙伴、促进世界繁荣的伙伴。同时，建立了两国议会定期交流、政府主管外交安保负责人对话、外长互访等一系列重要机制。通过活跃现有对话渠道，新设各层次和多种对话渠道，全面加强两国间战略对话，政治互信关系得到进一步增强，构筑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战略沟通关系。韩国不顾美国施压，加入由中国倡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并成为创始会员国。值得注意的是，朴槿惠总统亲自出席2015年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并参加了当天的阅兵仪式，这在美国盟友中是罕有举动，体现了韩国对中韩关系的重视程度，也反映出两国高度的政治互信。正如中国外长王毅指出的，今天的中韩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三是文化上共享亲缘。文化是国与国关系的粘合剂，也是观察中韩双边深层次交往和发展民间友好关系的重要参考。长期以来，韩国受到儒家文化的辐射影响，处于朝贡体系中的核心位置，有着共同抗倭斗争的历史经历，文化上与中华文明圈有着紧密的亲缘关系，大多数韩国人承认历史上韩国文化深受中国影响，也肯定中国传统文化对韩国民族发展进步的历史贡献。两国文化交流合作在官方和民间两个轨道上紧密发展，在文学、艺术、体育、教育、卫生、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等领域的交流发展迅速。中韩民间文化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发展，韩国赴华文化交流络绎不绝，“韩流”风靡中国。2014年中韩人员往来超过1000万人次，双方互为本国公民最大旅游目的地国和入境客源国。韩国在华留学生约6.3万人，中国在韩留学生约6.7万人，均居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人数之首。
四是安全上保持审慎。中国的崛起使韩国在中美之间面临战略困境。一方面，经济上韩国越来越依赖于中国，中国支撑着韩国的经济；另一方面，安全上韩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美国，尤其保障其免受朝鲜的威胁。如果韩国安全上紧跟美国会引起中国不快，安全上保持中立又招致美国不满。韩美同盟为中韩两国军事安全关系制造了诸多障碍。特别是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力推进，中美竞争趋于激烈化、显性化。韩国不得不权衡韩中、韩美关系带来的彼此冲突利益，在军事安全领域对中国持谨慎的态度，并不断寻找一个理想的平衡。一方面承认和适应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另一方面也要回应盟友美国的军事安全要求。再加上历史因素、东北亚地区安全格局、朝鲜核问题以及“天安舰事件”等的影响，韩国对中国抱有警惕心理，如“天安舰事件”后，韩国担心中国强大后会试图恢复朝贡体制。一项针对韩国的民意调查显示，28.5%的受访者担心中国会成为霸权国。由于顾忌美国的反应和韩国的对朝政策，韩国与中国几乎没有军事合作，军事关系相对较冷，远远落后于经济关系，而且短期内不会有大的改观。可见，中韩实现军事安全互信绝非朝夕之间，还需相当多的点滴积累。从民众来看，韩国公众对中国存有矛盾认知。一方面，韩国承认中国对未来经济繁荣和半岛统一的重要性日益增加，认为巩固发展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关系具有重要意义。而另一方面，韩国对中国越来越大的影响力感到担心，甚至认为中国的崛起将是不稳定的根源，尤其是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使韩国感到压力。韩国在安全上的双重态度，明显地表现在对美国要求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上，既不敢开罪于美国，又怕引起中国不快，因此，部署与否就显得颇为纠结。但由于朝鲜核导危机的升级，“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最终部署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中韩之间也存在一些摩擦和矛盾，包括朝核问题、对朝鲜关系、中韩海域跨界划分、导弹防御系统部署等都存在较大分歧。例如，中韩两国彼此都对对方在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和“延坪岛炮击事件”中的态度不满，2011年中韩发生渔业冲突，2012年韩国抗议中国遣返所谓“脱北者”的做法，同年两国外交又因苏岩礁（韩称离于岛）产生分歧。近期围绕“萨德”系统部署上，中韩分歧较大，渐成影响和制约中韩关系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困境。此外，还有历史认知、端午申遗、奥运火炬传递风波等，诸多纷争也让两国民间交往一度陷入低谷。
但是，矛盾与分歧不会阻碍两国关系的长远发展，也难以影响两国关系的大局。我们不能只停留在矛盾的表面，必须看到中韩关系的大局。中韩关系处于复杂纷扰的大国关系博弈之间，在美国亚太同盟体系中，中韩关系具有一定的平衡作用。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外交、安全，中韩彼此需要一种紧密的关系。对韩国而言，中国是其开展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目标，不仅经济上要依靠中国，而且解决朝核问题、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统一，更离不开中国的参与，因此，韩国必须同时发展与美中的密切合作。中国对于韩国的价值和作用更多的是战略合作伙伴而非对手。对此，韩国应该全面拓宽与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军事合作关系，以此增强双边互信，还应厘清中国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的目标考虑和脉络沿习，重视中国在解决半岛问题上的能力与意志。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加强和提升中韩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对于完善中国外交布局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十八大以来，周边外交已提升到外交工作的首要位置，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韩国作为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和新兴国家的代表，在中国外交格局中居于重要位置，影响着中国外交整体布局乃至地区局势走向。中韩在经贸联系、国际协调、地区安全等议题上存在很多合作空间和机会，特别是在半岛无核化、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全球性问题治理、新兴国家合作等问题上的立场诉求与中国有颇多契合之处。推进中韩关系有助于带动中国周边外交工作，扩展“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国际多边合作，完善中国的外交整体布局。
其次，对于塑造中国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具有特殊的支点作用。东北亚地区安全局势扑朔迷离，周期性的安全困境不断出现，战争阴霾始终挥之不去。当前，中美竞争博弈日益显性化、激烈化，美日同盟持续强化，中日关系因钓鱼岛争端跌入冰点，韩日关系因独岛争端（日本称竹岛）和慰安妇问题趋于冷淡，韩朝关系在波折中踯躅不前，东北亚安全形势很难明朗。韩国身处东北亚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各大国的神经，无论偏向哪一方都具有指向性。倘若韩国偏向于中立，特别是有一个友好的中韩关系，将会使中国外交的周旋空间和灵活性大增，这将有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不仅可以减缓中国的安全压力，也可对日本造成较大的外交压力，使地区力量结构对比有可能从中国对美日韩转向中国对美日，从而切实改善中国周边的地缘政治环境。
最后，对中美竞争态势有明显的平衡作用。当前，中国面临严峻复杂的周边安全环境，尤其是海上安全形势堪忧，美日同盟针对中国的态势不断巩固强化。美国不断挑起中国周边事态，积极介入南海、东海领土争端，布陈重兵于中国周边进行军事施压，直接造成中国海上问题紧张程度陡增。在中美竞争中，韩国是可能倒向其中任何一方的“摇摆国家”，由于韩美是正式的同盟关系，韩国对美国是亦步亦趋还是坚守自身就显得格外重要。只要韩国不全面倒向美国或保持中立，这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中国的“卸担”。韩国外交部长尹炳世声称，“同时保持韩美关系与韩中友好关系很难，但广阔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足以同时兼容中国和美国，韩国应从国家利益层面做出‘我们是对的的判断’，并要坚持而不动摇”。
四、如何处理中韩关系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如何处理好中韩关系，考验着中国外交的智慧，也将对中国周边外交工作产生重要的意义。因此，有重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韩外交，多措并举，综合施策，发展中韩友好关系，使其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支点，以谋求对美国亚太秩序安排的超越，应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政治上拉住。友好的政治关系是中韩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保证。首先，中国应在完善外交布局中充分重视韩国的重要性，密切各层级的交往联系，丰富发展多种形式的对话沟通机制，巩固中韩政治互信的根基，充实和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内涵，并适时升级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其次，努力使中韩关系的发展脱钩于美韩同盟，鼓励韩国开展自主外交，充分尊重韩国中等强国身份，重视其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的各项行动，承认其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加强在G20、APEC、“10+3”等多边舞台中的协调，扩大国际合作共识，为夯实双边互信“添砖加瓦”。特别是针对目前日本右倾化和军国主义思潮有所抬头的情况，中韩应团结一致对日本政府施压，既促其解决历史问题（慰安妇、战争道歉等），又要防止战争重演。在采取行动时，中韩双方应互相通报，避免因单方行动而造成互信损伤，破坏难得的“默契”现状。最后，中韩双方还要处理好领土纠纷、历史认知、贸易摩擦等问题，消除误解误判，减少不稳定、不安定因素，特别是注重管控海洋权益等对抗性议题，使矛盾最小化、利益最大化。
二是经济上融合。紧密的经贸合作是中韩关系深入发展的基石。中国应继续深化中韩经济领域的全面合作，拓宽合作领域和空间，促进经济技术深度合作，做大经济合作“蛋糕”，增强对韩经济合作的竞争力。充分利用中韩自贸协定正式签署这一契机，协力推进中韩自贸区的建设，为推进两国以及地区经济融合、产业链、价值链整合注入强大的活力。特别是把“一带一路”战略与韩国的“欧亚倡议”对接起来，重视韩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节点国家作用，最大限度地运用于两国间的自由贸易网络，实现两国产业结构的优化与互联互通，形成联合开发、优势互补、良性竞争的格局，创造与沿线各国双赢共赢的价值链和利益汇合点。
三是安全上互信。军事安全是中韩关系的薄弱环节，战略互信不足也是影响两国关系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在目前面临复杂脆弱的东北亚地区安全结构背景下，尤其需要加强两国安全合作，培育安全互信，在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实现更多的政治安全合作，以适应日益密切的经济发展需要。“一旦中韩安全合作的通道打开，韩国做出安全政策选择的变量就将增加，首尔选择并顾及北京的可能亦将提升。”中韩两国应加强军事合作交流，形成以互信为目的的军事安全沟通机制，控制矛盾分歧不扩大、不激化，逐步积累军事安全互信。特别是当前中韩围绕“萨德”系统部署问题展开的激烈外交攻防，要注意防止其成为引发中韩外交危机的导火索，确保中韩友好合作局面不因此而功亏一篑。在推动举行中韩两国高层外交安全对话，推进建立双方主管安全负责人对话机制化的同时，增设和提升双方军方对话的渠道和层级，以尽快重启“六方会谈”，共同推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切实维护和促进半岛无核化目标，防止朝鲜半岛生乱、生战。开展“二轨”（Track 2）对话和“一轨半”对话，推动相互理解尊重，解释说明中方的有关关切，并尊重韩方的安全需要，促使其安全需求不超越半岛范围，不扩大防卫涉及对象。
四是文化上亲和。文化是国家间关系的润滑剂，民众的广泛参与交往构成了两国关系的强劲社会基础。坚持文化交流平等，既“韩流”滚滚，也要“汉风”习习，推动文化的双向交流。加强公共外交和人文外交，开展各种形式的对韩文化交流活动，展现文化上的亲和力、影响力和吸引力，创造便利条件吸引更多的韩国人来华旅游、访学和工作，让更多的韩国人认识与理解中国。
现代和当代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关键少数总能影响国际体系变革的进程。这里的关键少数既指那些大国，也包括一批中等强国等地区强国。在这个横跨百年的进程中，韩国作为新兴中等强国，担当全球角色不过是“小荷才露尖尖角”，但达到的效果却正趋“映日荷花别样红”。研究阐释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理解、认识其内涵、特征、缘起及时代背景，是对韩国担当全球角色理解的尝试。当然，韩国对于中国外交的重要性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完全可以成为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外交新理念的“试验田”、检验周边外交工作成效的“试金石”、运筹周边大国关系的“稳定器”。面向未来，我们需要重视韩国的战略地位，开创对韩外交的新局面，发展更加密切、健康、更具活力的中韩关系。因此，中韩两国必须着眼大局、密切联系、拓展优势、控制分歧、聚同化异、厚植民心，确保两国关系在正确和稳定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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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始发于微信公众号（国政学人）：【韩国研究】戴维来：韩国中等强国外交战略及其对中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