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国际关系中的网络分析 | 国政学人第334期

2020-02-192020-02-20 国政学人 0 Comments

作品简介

【作者】Emilie Hafner-Burton,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的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法、人权、社会网络分析、经济制裁等。

Miles Kahler , 华盛顿特区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治理高级研究员，美国大学国际服务学院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太平洋国际关系教授、政治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治理、国际货币、金融合作、亚太地区主义。

Alexander H. Montgomery, 里德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曾任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国际事务研究员。研究方向主要包括政治组织、社会网络、核安全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

【编译】张晋岚（国政学人编译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校对】蔡宇

【审核】金琳

【排版】李佳霖

【来源】Emilie M. Hafner-Burton, Miles Kahler and Alexander H. Montgomery (2009).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63(3), 559-592. doi:10.1017/S0020818309090195

期刊简介

【研究方法】国际关系中的网络分析 | 国政学人第334期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国际组织》），简称“IO”，是一份经过同行评议的季刊，涵盖的国际事务领域包括：外交政策、国际关系、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安全政策、环境争端与解决、欧洲一体化、联盟模式与战争、谈判与冲突解决、经济发展与调整、国际资本流动等。它成立于194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代表国际组织基金会出版，主编是乔治城大学的Erik Voeten。根据Journal Citation Reports显示，2018年IO杂志影响因子为4.508，在91个国际关系类期刊中排名第一（1/91），在176个政治科学类期刊中排名第一（1/176）

国际关系的网络分析

Network Analysis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研究方法】国际关系中的网络分析 | 国政学人第334期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中的网络（networks）通常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组织模式，其既不表现出国家和传统国际组织的等级制特征，也不表现出市场中讨价还价的关系。网络分析为识别和衡量网络的结构属性提供了一个工具包（toolkit）与一套理论，这些理论通常来自于国际关系以外的领域，并将结构（structures）与结果（outcomes）联系起来。网络分析通过三种不同的方式定义了网络权力，挑战了国际关系中传统的权力观。这三种方式分别是：获取（access）、中间业务（brokerage）、退出选项（exit options）。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价值体现在对国际网络的精准描述、研究关键国际结果（international outcomes）的网络效应、检验国际关系领域既有的网络理论，以及开发新的数据来源。

本文对未来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中的应用提出了三个研究议程：第一，引入工具包（toolkit）以深化对国际网络的研究；第二，检验国际关系领域既有的网络理论；第三, 运用网络分析工具（tools of network analysis）检验国际关系理论。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概述了网络的概念；第二部分简要概述了网络分析的概念和方法；第三部分讨论了网络分析可为研究国际关系的权力概念提供新维度；最后两部分回顾了当前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评估了该方法的前景和风险，并提出了该领域的网络分析研究议程。

文章导读

一、国际政治中的分析概念——网络

网络在国际关系中通常被视为促进集体行动与合作、施加影响或者作为国际治理手段的一种组织模式。网络是国际政治的重要研究对象，是国际交往和治理的一种特定模式。然而，将网络定义为国际关系中非层级的组织模式，往往掩盖了网络在世界政治中更广泛、更具结构性的视角。作者指出，网络关系本质上是动态的。网络分析能够在多层次分析中进行结构研究，其中包括任意规模的单元组以及一元、二元和系统层次。

作者回溯了网络分析发展的历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国际关系网络分析的开拓者对国际体系中的新结构进行了研究，这一结构产生于贸易网络关系、政府间国际组织（IGOs）与外交往来。早期研究通常没有利用网络分析来检验理论或预测网络对国际政治的影响。第二波基于社会学研究的浪潮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运用网络分析研究国际不平等的结构性决定因素，同时借鉴了依附论与世界体系理论。20世纪90年代起，第三次网络应用浪潮开始将网络分析工具与国际关系核心问题结合起来。本文将介绍网络分析的概念与方法，以便更好地理解二者的结合。

二、网络分析：概念、原理与方法

网络分析关注的是由节点（nodes）（或施动者）之间的链接（links）所定义的关系。节点可以是个人或者组织行为体（如组织和国家）。网络分析处理的是节点之间的关联，而非特定节点的属性。它基于三个原理：第一，节点及其行为是相互依赖的，而非自发产生；第二，节点之间的联结（ties）可以是物质性（例如武器、金钱或疾病）和非物质性（例如信息、信仰和规范）的传播渠道；第三，节点间联系的持久模式创造了能够定义（define）、启动（enable）和限制（restrict）节点行为的结构（Wasserman & Faust, 1994）。在网络分析中，网络被定义为任何一组或多组节点之间的联结，其独特之处在于不对节点或节点间的联结做任何的假设。因此，网络分析可用来分析任何一种联结，包括市场和等级关系。

1. 衡量网络属性

作者首先阐明了网络中联结的特征与来源。联结的强度被认为是两个节点之间互动的强度和频率的组合。联结可以是二元性的（例如国家是否相互承认）或者是多元性的（例如恐怖分子之间的电话号码）。联结也可能是对称或非对称的。网络联结（network ties）不一定意味着积极或合作的关系；它们也可能是负面的，比如两国之间长期敌对的关系。最后，联结具有许多来源：联系民众或贸易伙伴的直达网络（direct networks）；联盟、组织和协议的从属网络（affiliation networks）；节点间的隐式网络（implicit networks），这些节点由共同身份、地理位置或其他特征链接而成。

图1展示了七个假设性政府间组织（IGOs）的从属网络中五个成员国家之间网络联结的推导。

图1

作者将从属矩阵（其中数字1表示某个特定政治间组织的成员资格）转置（transpose）成社会矩阵（sociomatrix）。其中，“ United States ”所在行与“ France ”所在列中的数值4表示美国与法国之间拥有强度为4的联结，它表明美国与法国共享四个政府间组织的成员资格。

网络中联结的分布体现了两个重要的结构特征，分别是网络节点的中心度（centrality）以及划分网络所形成的子群（subgroups）：

（1）网络节点的中心度

网络中心度的衡量指标包括度（degree）、接近性（closeness）和中间性（betweenness）。节点的度是指该节点与网络中其它节点之间联结值的总和。接近性中心度（closeness centrality）是利用节点与其它节点之间的路径长度计算而成的。中间性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指的是网络中通过某一特定节点的最短路径的数量，衡量网络对某一特定节点的依赖程度，以维持连通性（connectedness）。

此外，衡量网络中心度的指标还包括：加权中心度（eigenvector centrality）、信息中心度（informational centrality）和流介数（flow betweenness centrality）。加权中心度不仅包含了一个节点的连接数和联结强度，还包含了其它节点的中心度。信息中心度测量节点间的路径传输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考虑了既定节点到其它节点的距离，还考虑了连接的强度。流介数可以衡量节点间所有路径的强度，还反映了由单个行为体控制的网络中总资源流（total resource flow）的比例。网络的集中程度（即其它节点对单个节点的依赖程度）可以使用这些指标来计算。

表1应用上述六种中心度的衡量指标对图1进行了测量，并计算了整个网络的中心度。结果显示，度数中心度简单地对输入性联结进行了求和，使得法国在这一指标中具有最高的中心度值，而美国和中国并列第二。加权中心度不仅衡量了联结值，还衡量附加节点的中心度，这一衡量指标显示，美国与一个特别重要的行为体（法国）紧密联系，使其比中国具有更高的加权中心度值。中间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都显示中国处于较高位置。此外，考虑到信息实际传递到特定关系的可能性（与节点间的联结强度成比例），美国与法国的信息中心度相对较高，因为两国有着紧密的联系。最后，从中间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视角观察，本案例的网络表现出高度集中的特征，这主要是由于中国所处的位置（因为从网络的一个部分到另一个部分的所有路径都必须经过它）。但是，从度数中心度和信息中心度视角观察，案例中的网络集中性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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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网络子群

网络联结将网络划分为子群，这是网络分析的主要关注点。如果两个节点之间的直接联结足够紧密（凝聚子群cohesive subgroups），或者它们与其它节点的联结相似（结构相似的集群），那么它们就属于同一组。小集团（clique）是指每个成员都与其它成员拥有超过一定限度的联结。例如，在图1中，美国、法国和中国处在一个小集团内，因为它们彼此之间都具有强度值为1或者具有更高强度值的联结。美国和法国共同处在4个小集团内。结构性等价集群（structurally equivalent cluster）是一个组（group），其中每个成员都具有与网络中其它节点相似强度。在图1中，伊朗和朝鲜在结构上是等价的，因为它们与同一个节点具有完全相同强度的联结。将网络划分为结构性相似的组群后，可以将网络作为块模型（blockmodel）来研究节点组群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出宏观结构。

2. 网络的产生与发展

网络分析描述了关系机制和个体机制，在这两种机制的作用下，新的网络联系很可能被创建。关系机制（relational mechanisms）表明，现存网络中的相对位置如何影响联结的形成。个体机制（individual mechanisms）表明了节点的特定属性。图2显示了这些不同的机制，其在图1的基础上添加了一个节点（巴基斯坦），并用虚线表示由于不同机制而产生的潜在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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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平衡（structual balance）与结构等价（structural equivalence）是网络分析中两个最重要的关系机制。结构平衡理论（或传递性理论）假设在三个节点之间只能存在特定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敌对）联结模式。本质而言，我朋友的朋友是我的朋友，我的敌人的敌人是我的朋友。从这一点出发，作者预期图2中的伊朗和法国之间会形成一种联结，因为两国与中国都有（积极的）联系。结构等价可以预测，在相似结构位置上的节点面对其它节点会表现出相似的行为方式。如图2所示，由于伊朗和朝鲜相对于中国的结构位置是等价的，因此，两国可能会产生联结。

网络联结形成的个体机制包括同质性（节点基于共同属性形成联结的倾向）或异质性（节点通过形成联结来共享优势和弱化劣势）。例如，在图2中，伊朗和巴基斯坦具有相似的地理属性和后殖民地身份，它们可能形成一种联结。此外，巴基斯坦和朝鲜可能会结成伙伴关系，因为两国分别拥有离心浓缩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的互补属性。

最后，已有的网络连接（network connections）也会影响新联结的产生。在偏好连接（preferential attachment）的条件下，高中心点会比弱连接的节点形成更多的附加联结。在图2中，巴基斯坦可能会寻求依附于中国，因为中国是网络中最中心的节点（通过信息、中间性和接近性衡量）。那些已经通过一些网络（贸易、政府间组织、民主）建立了广泛联系的国家更有可能在其他网络中建立联系。

3. 网络效应

大多数理论命题试图解释单个节点、节点集群以及整个网络如何影响相关过程和结果。作者认为，由于这些理论高度依赖于具体的背景和假设，因此它们对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的解释最好被视为有待检验的假设，而非自动适用于国际关系的命题。

关于社会网络中个体行为的研究也指出潜在假设。通过特定子群的相互作用，实现节点群体社会化，可以促进单个节点特征的改变。凝聚子群对组内节点有利，对组外节点不利（Levine & Moreland,1998）。结构性相似集群中的节点面临相似的约束条件与机遇，因此更有可能采取相似的行动。然而，相似的行动并不意味着合作。在结构上等价的节点也可能形成竞争关系，这取决于与其位置相关的角色。

网络动力（network dynamics）对冲突与合作具有重大影响。关于度数中心度和冲突的社会网络研究发现，中心节点越多则易导致冲突（HafnerBurton & Montgomery, 2006）。网络分析作为一种衡量方法，既能够衡量社会化与基于国家联结强度的规范扩散的来源，也能够衡量集体国家认同（如安全共同体）以及个体国家的重要性。

最后，作者讨论了网络分析中的网络效率与稳健性（robustness）的关系。网络结构（network structure）可以决定信息或物质资源分配的效率，以及抵御破坏威胁的能力。大多数网络都面临着效率和稳健性之间的权衡问题：冗余链接（redundant links）使网络更加稳健，但也可能降低网络运行效率。

三、国际关系中的网络与权力

网络分析的新观念挑战了国际关系的传统权力观。例如，网络结构分析将特定节点的权力等同于其在网络中的位置，这是由它与其它节点的持久性关系界定的。权力不再仅仅来自于个体属性，如物质能力。与此同时，从网络视角对国际关系中权力问题进行新的探索，可以完善和丰富网络分析。

1. 社会性权力（social power）的获取

Knoke将网络权力定义为将网络中的重要信息和稀缺资源从一个行为体转移到另一个行为体的能力（Knoke, 1990）。例如，一个度数中心高的节点（与其它许多节点连接性强）可能会拥有社会性权力，由于其处于中心地位，因此很容易从其它节点获取资源和信息。社会性权力不仅可以允许一个节点（无论是国家、组织还是个人）从其它网络成员那里获益，还可以让该节点塑造节点间的信息流，改变对相关能力、共同利益或规范的共同理解。

网络分析提供了可接触的社会性权力的直觉联想，但它也增加了一个重要的限定条件：获取（access）可能会对自主性施加约束，同时也提供了施加影响的机会。网络结构和联结创造了行为预期：处于特定位置的国家可以被期望扮演特定的角色。

2. 网络中间人（network brokers）的影响力

单纯的获取（simple access）只能描述网络权力的一个维度。当一个节点与其它处于边缘或弱连接的节点（组）具有排他性关系时，网络权力也可能会增加（如图1的中国）。处于这种位置的国家或其它国际行为体可以作为中间人获取影响力。作为桥梁或中间人的节点可以通过其中心度（定义为中间性）获得影响力，因为它可能为规模较大的网络提供唯一的链接。

3. 退出选项（exit options）与网络权力

网络权力的最终形式并非基于一个节点在网络的中心地位，而是基于其退出或断开链接（de-link）的能力。这种权力形式突出了网络和市场之间的相似性。如果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是充当中间人角色的节点的权力，且高度互联的节点拥有社会性权力，那么处于网络边缘嵌入性弱的节点往往会行使退出的权力。网络内部利用议价能力的策略性努力（strategic efforts）可能会导致目标对象威胁退出。连接网络的决策规则决定了退出威胁（exit threats）的可信度：如果节点优先连接到网络中更多的互联节点，那么其威胁退出的可能性会更小。但是，如果一个节点的社会性权力衰弱，那么就越可能威胁退出。拥有议价能力的节点会通过增强对网络伙伴的吸引力或是采取强制性手段，以降低退出的风险。

4. 网络权力，施动性（agency）与可替换性（fungibility）

关于网络权力的两个问题对国际关系研究十分重要：第一，行为体是否可以通过加强和利用它们的网络地位来增强自身权力；第二，网络权力是否可以用来补充或抵消其他形式的权力。网络分析强调对国际结果的结构性解释，而非侧重于对个体施动者（agents）策略的研究。但是，施动者（节点）在了解网络结构中的固有权力之后，它们可能会试图影响网络结构。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网络权力与其他形式权力的可替代性也具有研究价值。网络权力可能会抵消国际政治中其他形式的权力，但是网络权力也可能会自我增强（self-reinforcing），最终加深国际体系中不平等现象。从网络分析的视角来看，擅长建立和利用自身在多个网络中的地位的国家（尤其是中等、开放与互联的国家），可能会比那些在网络中心地位较低的欠发达国家更具影响力。

四、国际关系网络分析的新浪潮

1. 关于网络结构更精确的描述：对政策的影响

学术与政策研究领域已经证明更严谨的网络结构描述是有价值的。例如，关于武器交易与恐怖主义背后的暗网（dark networks）的研究，已经阐明了网络结构的研究能够为打击暗网提供新的对策。

将网络分析应用于恐怖主义网络中会产生新的政策处方（policy prescriptions）以瓦解这些网络，同时也证明了早期对它们的形式（蜂窝的、无等级的）和功能（集中式决策、分散式执行）的笼统假设过于简单。最后，作者指出，难以编制合适的数据是网络分析在国际政治领域应用的一个限制性因素。

2. 从结构到结果：国际关系中的网络效应

对国际机构的网络分析提供了关于网络效应的假设，以及对这些假设效应的初步检验。此外，基于网络的国际机构成员资格的评估方法对一些关键概念提出了新的见解，比如国际不平等（international inequality）。

有研究认为政府间组织网络的结构通过塑造权力和信息的分布，可能会利用国家中心论所忽略的方式来影响国际冲突的频率。例如，Hafner-Burton和Montgomery运用网络分析将国家间军事冲突与政府间组织的成员网络所创建的相对权力地位联系起来（Hafner-Burton & Montgomery, 2006）。他们认为，网络地位改变了权力分配，使某些策略更加务实与合理，军事冲突随着每个结构性等价集群中国家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时，组内偏好（in-group favoritism）和中心度的巨大差异会减少军事冲突。

3. 检验国际关系中的网络理论

网络概念和理论并非总能契合地运用于国际关系研究，因此需要对其进行一些修改。Maoz等人使用网络方法来衡量国家之间直接和间接的联系，以检验国际关系中是否存在结构性平衡。他们发现，正如结构平衡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共同的敌人会产生联盟，而间接的敌人常常会相互斗争。此外，对结构平衡的违反导致了更高层次的冲突（Maoz et al. , 2007）。

网络会影响其它网络，因此这种影响结果（outcomes）需要运用特殊分析方法。例如，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中，Ingram、Robinson和Busch的研究表明，当两国政府间组织的联系增加时，即使这些联系是源于国际社会和文化组织，两国之间的贸易联系也会大幅增加。通过更多制度化组织建立的关系具有更强大的网络效应，这验证了一个网络的联结可以影响另一个网络的联结（Ingram, Robinson & Busch, 2005）。

由于现有的网络概念可能不适用于国际关系领域，因此，学者们创造了专门适用于该领域新的网络衡量指标和理论。例如，Maoz检验了网络极化（network polarization）和相互依赖对冲突的影响（Maoz,2006）。他发现，联盟极化和战略相互依赖增加了系统冲突的数量，而贸易极化和经济相互依赖对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具有抑制作用。

4. 网络分析的数据

国际关系网络分析的第三次浪潮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对有效数据利用的渴望所驱动的。但是，数据也对分析产生了限制性作用。例如，通过1816年到2000年的数据显示，国际机构的共有成员资格（mutual membership）是使用最为广泛的网络变量之一（Pevehouse, Nordstrom & Warnke, 2003）。但是，成员资格反映的是从属关系，而非直接的网络关系。尽管国际机构中的共有成员资格可能产生更多的相互作用、社会化和信息转移的机会，但其不一定会导致国际关系中通常假设的积极关系（Oneal & Russett, 1999; Pevehouse & Russett, 2006）。

作者指出，对于网络分析师而言，直接测量（directly measured）的联结是最有价值且问题最少的数据。尽管这种联结的国际数据集已经实现了扩充，但是目前只有两个数据集涵盖了足够多的年份和国家，并能可靠地绘制出国家间随时间变化和增长的图表，它们分别是外交承认（diplomatic recognition）与贸易。

五、网络分析：有益的引进？还是昙花一现的潮流？

1. 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的不足

作者总结了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应用中几点不足：第一，国际关系研究中常见的网络概念和理论的使用存在运用不恰当或建立在未经证实的假设基础上的问题。第二，网络被简化为单个节点的静态属性，失去了强调动态分析的关系视角的特征。第三，大多数国际网络数据集（datasets）提供关于国家或机构的汇总信息，而大多数国际关系理论依赖于这些数据集无法解释的微观因果关系理论（micro-theories of causality）。此外，一些非常适合运用网络分析的议题（如犯罪网络）也很难获得准确且完整的数据。第四，许多嵌入于网络分析的概念与现有的国际关系结构性方法的契合度仍有待验证。

因此，为了使网络分析更加有效地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作者提出了三个研究议程：第一，引入工具包以深化对国际网络的研究；第二，检验国际关系领域既有的网络理论；第三，运用网络分析工具检验国际关系理论。

2. 工具包的引入：作为组织的网络

使用网络分析最简单的策略是使用它的工具包（toolkit）对网络进行更严谨的描述。作者认为，应用网络分析能够解决三个研究过程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有：第一，对网络组织或治理模式难以做出令人满意的界定；第二，将网络视为组织进行的研究存在着一种失衡的理念（lopsided belief），即认为网络相对于其机构竞争对手享有优势，特别是等级制的国家机构和正式的政府间组织；第三，将网络性组织与其他类型的机构相比较，往往忽略了这些（网络性）组织之间的差异。

3. 引入理论和工具：国际关系的结构与结果

作者认为，引入从网络分析所得出的假设需要比使用网络分析工具更加谨慎。这是因为：首先，从个人到国际行为体的推断并不简单。第二，许多将国际关系网络（通常是政府）同结果（outcomes）相联系的尝试依赖于个体网络的研究成果，但却未能证明相同的机制在不同的分析层次的表现。第三，在网络性个体的研究中，个体与集体影响的微观基础往往是不确定的。此外，网络结构与网络效应（以及国际结果）相联系的过程需要探索个体网络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网络之间的异同。

4. 运用网络分析检验国际关系理论

网络分析有利于对国际宏观过程和结构开展研究。但是，作者认为，如果要成功地应用网络理论，国际关系的网络研究必须评估网络地位对行为体行为的影响。同时，它还必须区分能够转化为权力的网络资源（如社会资本和实际权力关系）。此外，网络分析也有助于推动对国际扩散和民主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的研究。

六、结论

综上所述，网络分析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过程中对该领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国际关系是否等同于一个社会？如果是，那么这个社会是如何构成的？英国学派、世界政治理论学家以及其他支持国际关系社会学转向的学者认为，“社会”不仅仅是国际体系的隐喻（metaphor）（Bull,1977; Buzan, Jones & little, 1993; Meyer et al. ,1997; Ruggie, 1998; Wendt, 1999; Jackson & Nexon, 1999）。关于国际机构社会化的研究已经承认了社会机制与国家和政府间运作机制共有的相似之处（Checkel,2001; Johnston,2001, 2008）。作者认为，网络分析既可以提供检验这些观点的经验基础，也可以提供研究国际社会与个人社会之间差异的方法。网络分析为案例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也对国际关系常见特征提供了新的见解。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分析的运用过程中需要得到适当调整，以同具体需求和问题相契合。

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前景具有风险与机遇并存的特点。我们需要关注网络分析在其他学科应用所产生的假设和研究结果，以便探索应用于国际关系领域的可能。此外，在网络化的世界中，国际关系的分析层次问题并未消失，即个人、政府或其它单位的网络是否是网络的研究对象。

如果能够解决上述问题，那么网络分析能够为国际社会的概念提供经验支持。网络分析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应用前景是建立在数据集创建的基础之上，但是数据集对创新性与规模的要求也对研究者提出挑战。作者最后指出，如果不对国际关系领域的网络分析进行更深入的研究，那么网络分析所带来的风险与收益便无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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