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美国准备好迎接大国竞争了吗?丨国政学人

尽管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与中国的战略竞争中应该采取何种策略莫衷一是，但特朗普政府已经做出未来大国竞争将会是冷战式竞争（Cold War-style Contest）的判断。在大国竞争时代，美国的战略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护持美国在国际社会各领域的霸权地位，遏制中国、俄罗斯等国对美国地缘政治优势的威胁，维持美国主导国际秩序现状，阻止中俄依照自身意愿引领和推进国际秩序变革。美国国内普遍支持一种观点，即“当一个大国没有挑战者时，其外部环境才是最安全的”。当某一大国深陷大国间战略竞争的安全困境时，其常采用“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和“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两种制衡方式，以便在国际体系中增强自身实力的同时遏制他国影响力，最终在战略竞争中取得胜利。其中，内部制衡主要指一国加强自身军事和经济能力建设，并着眼于技术和其他有助于将国家潜在能力转化为物质实力的国内领域；而外部制衡则指一国努力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以应对共同的外部威胁。上述两种制衡方式均旨在提升一个国家的资源水平和整体实力，以便使其在大国博弈中获得比较优势。

内部制衡包括一国任何推动国家经济和增强军事能力的行为。这不仅包括

提升国家的税收和财政能力、增加政府收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包括对教育和技术创新进行投资，建设实体基础设施和交通枢纽，建设船坞、飞机制造等工业设施等等。与需要大量资源和投资维系的内部制衡策略不同，通过结盟形成的外部制衡策略可以让国际体系中大国权力分配的格局向有利于该国的方向转向。同盟成员可以为同盟主导国提供海外基地，便于其进行远程军事力量投射。在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通过外部制衡方式拉拢盟友，形成了东西方阵营对峙的两极格局，并在经济、技术、教育等广泛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虽然特朗普政府发出“美国重返大国战略竞争”的强烈信号，但目前尚不清楚美国能否复制冷战时期针对苏联的内部制衡的制衡模式。虽然白宫方面承认，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和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关于增强美国国内实力的提议可以帮助其在未来的竞争中获胜，但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来推进内部制衡政策仍存有疑问。自冷战结束以来，无人撼动的霸主地位是美国塑构和维系“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 over which it presided）局面的结构性前提。然而，近年来美国政府预算赤字的增加、减税等因素削弱了美国调动国内资源与中国等新兴崛起大国进行大国竞争的能力。另外，美国的财政状况一步损害了其进行内部制衡的能力，导致军费开支水平下降。具体而言，美国政府国内税收的减少，加之应对海外风险以及国内福利方面支出的增加，使得支撑美国庞大军事实力的经济基础正变得日益薄弱。当支撑美国竞争力和军事实力的经济驱动力不足时，美国就需要在分配方面做出艰难的选择，而削减对外承诺往往是最易做出的选择。在此时期，将资源大量投入到需要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困难。尽管美国目前尚未面临这种困境，但长期趋势表明，美国动员国内力量参与大国竞争将变得更加困难。美国内部制衡能力的下降不仅体现在联邦国防拨款上。在州政府一级，地方政府逐渐削减对高等教育的资助。这使得美国很难充分调动国内人力储备投身于未来的大国战略竞争。

同时，特朗普政府亦没有通过内部制衡手段实现其战略目标的明确计划。此外，美国还与中国、欧盟等贸易伙伴进行关税战争。此举削弱了美国国内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不利于美国国内经济长远发展。上述行为削弱了美国的实力，使两党难以达成共识来面对即将到来的大国战略竞争。总之，作者认为美国缺乏其在冷战期间所表现出的那种建立在国内团结之上、可以从容应对大国战略竞争的能力和意愿。

如果国内因素弱化了美国参与大国战略竞争的能力，那么美国的同盟关系网络能否弥补美国战略竞争能力弱化的缺憾？冷战后美国建立了全球性的同盟安全网络。基于大国战略竞争的考量，美国可以通过政治和军事两种方式利用其盟友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政治上，盟友的存在可以使美国对外政策和行为得到他国的支持。同时，盟友也可以通过选边站队方式支持美国，例如拒绝与美国的敌人合作，拒绝向美国的敌人出售先进技术。军事上，联盟增强了美国集体军事行动能力。美国的多数盟友国内都设有美军军事基地，从而增强了美军的海外军事投射能力。

自竞选总统以来，特朗普一直质疑美国结盟的前提。他甚至扬言北约已经过时，并表示保卫黑山等北约伙伴可能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特朗普强调美国盟友的责任分担义务，认为盟国应为共同防御增加各自的贡献。特朗普曾暗示，美国可能不愿保卫那些在同盟中没有发挥作用的盟友。如果特朗普一味强调同盟成员间的责任分担义务，并威胁有可能撤销美国对同盟成员的安全保障承诺，那么盟友们可能不再一味顺从美国的政策偏好，而更倾向于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与美国的竞争对手进行合作。事实上，一旦美国的盟友具有保障自身国家安全的军事实力，上述结果就很可能出现。

显而易见，美国鼓励盟国通过“责任共担”而非提升自身能力维护国家利益的做法将面临以下两项挑战。首先是集体行动的难题（Collective-action Problems）。一旦美国的盟国想通过“搭便车”方式坐享美国提供的公共产品，那么美国将陷入缺少盟友参与的权力真空境地。这种情况在亚洲极有可能发生，这不仅由于中国的经济体量要远大于其他亚洲国家，还由于东亚国家几乎没有正式的安全合作协议以及属于多边联盟的共同经历。其次是联盟管控的问题（ Problem of Alliance Control）。即使美国盟友能够履行“责任分担”义务，在美国较少参与的情况下组成针对第三方的制衡同盟，但美国又会担心那些具有自我自卫能力的盟国将倾向“自主选择”而非采取“跟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况且这类国家只有在与美国具有相同利益时才会选择与美国合作，且合作关系亦非牢靠。

当然，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大国战略竞争的能力亦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环境的诸多挑战。在俄罗斯，这些制约因素包括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疲软等。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速度也早于预期，人们对中国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怀疑也甚嚣尘上。在以往的大国竞争中，中俄两国尚未有可以与华沙条约组织或类似联盟相媲美的同盟关系。事实上，有学者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对美国霸权主导地位和军事优势所构成的威胁远不及冷战时期前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严重。

尽管美国宣称其对外战略的优先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大国战略竞争，但我们有理由怀疑美国是否还具有能力和意愿通过内部或外部制衡政策来进行竞争。的确，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国防预算有所增加。但国防部表示，这种趋势不太可能持续。美国政府的许多行为，加之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都有可能损害美国参与大国战略竞争的努力。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认为美国在与竞争对手争夺全球霸权的竞争中濒临失败。恰恰相反，相对于其他竞争者，美国仍享有许多优势，况且其主要竞争对手俄罗斯和中国也面临着来自自身的相应挑战。当前美国面临一系列来自国内外因素的长期制约，虽然这些仍在美国能力的可控范围之内，但美国过去20年的对外政策和实践却在不断削弱其相对于竞争对手的比较优势。中国和俄罗斯都尚未真正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竞争对手（像苏联），但美国也没有像冷战初期和冷战结束后那样牢牢占据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

大国之间的战略竞争成本从来都是极其高昂的。在权力的鼎盛时期，美国能够将国内的资源禀赋集中起来，以实现扩大经济和军事实力的目标，并吸引战略伙伴协同对抗苏联的影响力。然而，近年来美国联邦政府赤字扩大表明，美国并无把握在制衡崛起国的战略竞争中获胜。当前，美国必须重新评估大国竞争的要求，并就满足这些要求所需的投资方式和国际合作形式进行开诚布公地讨论。否则，美国政府将身陷囹圄，进而陷入不必要的大国竞争的泥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