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类比】克服西方历史想象的贫困：理解中国南海冲突的其他历史类比案例 | 国政学人

2019-08-052019-12-30 国政学人 0 Comments

简介

【作者】Akos Kopper是匈牙利Eötvös Loránd University (ELTE)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系主任。Tamas Peragovics是匈牙利中欧大学的博士候选人。

【编译】陈成龙

【校对】扎西旺姆

【审核】崔宇涵

【来源】Kopper, Akos, and Tamas Peragovics. “Overcoming the poverty of Wester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lternative analogies for making sen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5.2 (2019): 360-382.

【期刊】《欧洲国际关系》创刊于1995年，季刊，由政治研究欧洲财团的国际关系常设小组创办，现由苏塞克斯大学编辑，欧洲国际关系协会和赛奇出版公司出版。

【历史类比】克服西方历史想象的贫困：理解中国南海冲突的其他历史类比案例 | 国政学人

克服西方历史想象的贫困：理解中国南海冲突的其他历史类比案例

Overcoming the Poverty of Western Historical Imagination: Alternative Analogies for Making Sense of the South China Sea Conflict

【历史类比】克服西方历史想象的贫困：理解中国南海冲突的其他历史类比案例 | 国政学人

Akos Kopper

【历史类比】克服西方历史想象的贫困：理解中国南海冲突的其他历史类比案例 | 国政学人

Tamas Peragovics

内容提要

本文对如何利用历史类比解释外交政策行为进行了分析，重点关注中国南海冲突。回顾国际英语报刊的报道，作者发现了一系列用来解释中国在南海的战略和动机的历史类比案例，从雅典与斯巴达的冲突到1938年的慕尼黑协议。虽然历史类比是解释国际事件的有力工具，但使用时具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历史类比通常用于证明决策的合理性而不是分析潜在的选择。本文有两个目标。首先，作者认为过分依赖西方案例来理解中国可能会产生误解;与之相对，作者建议用中国过去的事例来理解其目前的雄心。其次，作者提供了一种方法来克服历史类比的宿命性结论，即把历史类比案例作为一组备选方案而不是单独指定其中一种。这种方法有助于展开批判性质的辩论和圆滑通融的外交。

文章导读

简介

本文结构如下：首先，作者讨论历史类比以及为什么在国际关系中使用其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其次，作者研究国际英语报刊中用来解释南海冲突的历史类比案例，讨论这些类比对冲突性质的隐含假设。作者选取的是在中国崛起中两个常用的历史类比：慕尼黑协议和权力转移框架。第三，作者从冷战期间中国与西方的互动中选取两个历史类比案例，用来理解南海冲突。这些案例提供了一种与主导性的西方话语不同的视角。但作者这样做并不是认为它们是更好的历史类比案例，而是认为它们扩充了可供借鉴的情景，借此圆滑通融的外交有助于塑造一个可供憧憬的未来。

国际关系中的历史类比

历史类比的前提是：如果A（当前问题）类似于A’（以前问题），A’情况下事件发展的走向可能对如何或者如何不发展A有所启发。虽然这听起来似乎有说服力，但应用中会出现许多问题。

首先，历史类比存在的共性问题是：应用方式机械，结果死板且宿命论。历史类比虽然具有启发性，但往往会将问题和政策限定为非此即彼的两种选择，并认为如果采取其中一种选择，事态将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其次，在选择历史类比的案例时往往带有文化偏见。用具有西方偏见的历史类比案例来理解中国南海的岛屿冲突，会忽视某些选择和情景，这可能得出与该地区历史经验和战略传统不一致的特定解释。

中国成为一个威胁是历史的必然吗？

3.1 慕尼黑会议：不该绥靖的历史类比案例

把中国南海的岛屿冲突类比为慕尼黑会议，意思是中国正在南海进行法律上不允许的领土扩张，中国正在利用其权力强迫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接受重大的领土变更。这对类比也暗含这样一个事实，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也是对现状进行类似的强制和单方面的改变。如果这对类比站得住脚的话，那么中国目前的政策不仅是非法的、不道德的，还是对未来情况更加恶劣的预兆，其他国家需要对中国采取迅速有效的行动。因此，美国和整个西方应当采取的政策是不言而喻的，慕尼黑会议的教训就是不应该考虑任何绥靖政策。

3.2 权力转移历史类比案例

另一些学者将南海冲突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类比，认为南海冲突是由中美间的均势变化引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些学者将南海冲突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类比，认为南海冲突是由中美间的均势变化引发的，其中最著名的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类比案例假定国际系统对于均势的重大变化有一系列自动响应。虽然两个强国都不想诉诸战争，但是对对方的恐惧以及对彼此意图的匮乏了解，致使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无法避免。在不诉诸军事手段的情况下管理中美关系，意味着华盛顿默许北京成为第一而自己甘居第二，这种要求不太可能轻易实现。

从这两个历史类比案例的角度看，美国与中国发生冲突不可避免。在第一个案例中，中国邪恶并具有威胁性是原因，而在第二个案例中，国际关系的本质使冲突不可避免。

中国处理岛屿冲突的两个历史案例

本节作者分析了第二次台海危机与中苏珍宝岛冲突两个历史类比案例，认为中国在岛屿冲突中的目的不是征服，而是释放外交信号。

4.1 第二次台海危机

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是将台海冲突作为在国内进行政治宣传、鼓动民众投入革命，在国际上了解美国干涉台海底线的试探。而同时，美国也极力被拖入与大陆的正面冲突之中，中美之间的互动最终使得冲突没有升级成战争。

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杜勒斯认为把国民党军队留在金门和马祖非常“愚蠢”，这些军队如此靠近大陆以至于他们成为共产党打击的活靶子，然而蒋介石认为这些岛屿是最终反攻大陆的基石。而毛泽东认为收复金门和马祖会促成台湾独立，因此，毛泽东决定将金门和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因此，第二次台海危机不是意图进行领土扩张，而是谨慎破坏现状的低强度的军事博弈。杜勒斯也认为当时中国的举动主要是“政治和宣传而非军事意义上的。”

4.2 1969年中苏珍宝岛冲突

1969年毛泽东面临着与第二次台海危机时相似的国内外情况：一方面，中国寻求独立于苏联的外交政策，而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中国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另一方面，毛泽东推动“文化大革命”遭到了阻力。珍宝岛事件的意义在于中国向苏联释放出一种信号，即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苏双边关系中“师生关系”的特点，与中国自视为一个崭露头角的革命大国的现实不符。珍宝岛事件成为一种外交信号，即中国为了实现主要的外交目标而有意识地承担冲突风险。除了这两个历史类比案例，东亚历史中还有很多和平处理岛屿冲突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