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国关】劳伦斯·弗里德曼：大国战争的兴衰 | 国政学人
大国战争的兴衰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 wars
Lawrence Freedman
两次世界大战作为20世纪的大国战争，对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构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对大国战争进行了四个方面的探讨：战争责任的归属、长久和平和小规模战争、战争的规范和性质、空中力量与全面战争。作者通过以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为主要案例进行分析，论证了人们对战争态度的转变、战争责任归属的争议、发动战争的理由、战后解决方案的影响、军事战略的谋划、空中力量的影响、平民在战争中的被动地位以及核威慑和长久和平等问题。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通过分析人们对于战争的态度，对一战的战争责任归属进行论证，并提出正是由于这种责任归属上的偏见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隐患。
第二部分着重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遗产进行分析，并提出1945年之后出现的长久和平和小规模战争这一现象。长久和平建立于两次世界大战所塑造的规范和法则上，小规模战争以反殖民国家在民族自决过程中的内战为代表，表现为地区冲突及其连带影响。
第三部分论述了两次世界大战对战争规范和性质的影响，并探讨了速胜论存在的历史环境及所面临的问题。作者在分析中提出最主要的问题是平民成为战争中的“软目标”。
第四部分论述了空中力量的引入改变了战争形态，同时使得后方的平民暴露在对手的战略之下，因此全面战争成为必须面对的现实并将在实践中导致巨大的社会损失。这种对全面战争的恐慌持续到核力量和精确制导的出现，大国之间为避免相互摧毁达成一定的妥协，这种妥协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长久和平成为可能。
正如托德曼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描述一样——“驴牵狮子”——这些自愿的士兵被将军们毫无意义地送上死亡之路。将军们几乎不了解他们所从事的战争形式，他们缺乏想象力，除了在战场上狂轰滥炸敌人的防线以外，不会做其他的尝试。作者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杀戮是徒劳无功的，既不能结束战争也错失了和平的机会，并且酝酿着一场更剧烈的战争。一战之前，公众（及一些文艺作品）对于战争抱有想象也并未理解其可怕之处，并且认为战争是检验勇气和爱国主义的机会。如普鲁士元帅老毛奇所说“战争是美德，没有战争的世界将陷入物质主义的沼泽”。然而，实际战争的性质和后果驳斥了有关高贵和牺牲的说法：战争失败意味着被征服和剥夺，胜利也伴随着着悲伤和债务，因此这种战争的并没有什么可炫耀的。
一战的责任归属一直未达成共识，尽管大部分历史学家将一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德国，但克里斯托弗•克拉克(ChristopherClark)认为塞尔维亚在很大程度上负有责任。他认为由于“多边互动过程中”，“原告叙事”会假定意图连贯，政治或军事领导人也不知道其正陷入什么样的境地，也不确定其中的利害关系。因此可以通过一些平常的原因来解释战争爆发，无需诉诸德国侵略的宏大理论或者是容易冲突的国际体系。
同时，负责构建战后解决方案的人沉浸在战争的强烈情感中，往往着眼于重大的战争根源从而进行规避，而未考虑世俗因素。一战前，主张和平的人认为战争爆发至少有四种原因：1.战争是国际体系的疾病，是主权过度的结果，因此呼吁世界政府；2.战争是对不幸的误解；3.军备竞赛；4.武器制造商的煽动。这些想法为建立更有秩序的国际体系提供了知识框架，其基本观点是：任何争端，无论多么有争议，都不值得战争。
然而有些问题并不是回避就能够解决，作者认为妥协只会将战争主动权让与具有侵略和敌对意向的国家，和平和正义需要足够的实力来保证。虽然受体制影响，民主国家在发动战争时更需要正当性理由，但“体制”这一模糊对象导致交战双方认为自己被安全困境所束缚因而难以向对方妥协。因此，一战后大部分学者认为德国负有主要责任，然而二战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过度惩罚、战胜国未占领德国本土使德国认为自己并未失败、美国未能加入国联、战后的裁军和海军比例等问题所引发的。
长久和平与小规模战争
一些人认为尽管二战的爆发使我们忽略了“洛迦诺精神”以及《非战公约》等为和平事业所做出的努力，但一战后还是取得了一些规范性的成就，例如把侵略战争定性为犯罪。同时，国联的经验也为联合国宪章的起草提供了借鉴。
这两场世界大战也引发了对长久和平的探讨（长久和平指大国之间无战事），对此有两种解释：1.冲突双方的共同谨慎和克制；2.1945年之后规范的转变，即无论战争多有价值或理由多么崇高，全球规模的战争不再被大众所接受。对于上述观点作者认为，首先没有证据表明将战争定为犯罪会降低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想要进行战争的人总能利用借口或者绕过规范，因此并不会结束战争；其次并非所有的战争都是侵略战争，民族自决引发的领土重塑和民族诉求反而使得冲突复杂化和矛盾多样化，尤其是在民族自决（反殖民化）过程中的内战使得法律和规范都面临着挑战。
战争的规范和性质
两次世界大战与其说是改变了对战争准则的看法，不如说是改变了对战争代价的看法。（如美苏冷战下的对峙）
而在此之前，例如19世纪时人道主义者通过照顾伤员、保护囚犯、甚至限制一些武器的使用来减轻战争造成的痛苦。他们认为减轻痛苦最好的方式就是结束战争，而结束战争最好办法就是猛攻敌人薄弱处迫使其投降，胜利将以占领战场以及伤亡对比、俘虏和缴获的装备为标志。战争必须打到一方与另一方无法继续开战，或者承认自己没有获胜的可能为止。理想的胜利应该通过早期的致命一击来实现，避免持久战，因为持续时间越长越会影响战争进程的不确定性。这种为决战而战的战争可以追溯到拿破仑时期，并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其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国家军队的规模，现代化的后勤，不断扩大的火炮射程和火力、人力储备、交通和基础设施等。但即使是拿破仑时期也没有办法通过一次胜利就锁定胜局，其面临着三个方面的问题：1.国家的实力能够撑多久；2.邻国是否介入及其影响；3.占领后当地人民的反抗和游击战。
对此，作者认为：第一个属于军事战略问题，即国家的战略储备和后勤等是否足以应付；第二个属于地缘政治问题；第三个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触及到武装部队和公民社会关系的核心。平民的反抗使其成为敌方的目标，任何被怀疑通过向正规部队提供补给或自己携带武器来支持他们的平民都可能受到严厉的对待。而在几个世纪之前，平民更多的是战争的旁观者，只需要服从现任统治者或者新统治者。随着时代发展（如大众媒体对民族情绪的渲染），战争逐渐成为大众事务，平民也就成为了攻击的“软目标”，因为相比战场上的僵持，这些平民更容易被对手胁迫。（如德国一战中对比利时平民的杀戮）
空中力量和全面战争
空中力量的引入改变了战争形态，空战可以独立于陆地战，直接攻击以人口为中心的目标。尽管飞机（包括之前的气球）最初用于侦查，但后来被认为能够通过空中打击制造恐慌，以摧毁对方的斗志。正如柏林对英国的轰炸一样，这项战略假设普通人无法应付空袭，因而用来迅速解决战场上的僵局。其目的至少是压制英国人民对战争的热情，同时“引起民众的恐慌，这可能使人们怀疑战争能否继续下去”。这一实践也使得英国相信，只要有机会进入敌城就有很大的战略收益。在这种脆弱的经验基础上，战略空军理论产生了，其核心是假设平民士气特别容易受到空袭影响。因此，在当时对于下一场战争的预测弥漫着“全面战争”的论调，即民众将不可避免地成为被攻击的目标，战争将不受约束地进行。
在二战中，德国通过闪电战的策略来避免重现一战战壕上的巨大伤亡，空中力量为装甲部队提供了近距离的支援，但坦克无法越过英吉利海峡，空军最终还是选择了轰炸英国。无论是德国还是后来的盟国，空中轰炸都证明了对空中力量的主张过于简单化。大众迫使精英改变路线的逻辑并不完善，实践中只要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基础足以支撑，军队也未崩溃，那么悲惨和沮丧的影响是有限的。然而要取代一个政府，或者让一个现有的政府改变主意，既需要政治手段，也需要一个替代方案。但对城市以外的目标使用空中力量的替代方案并不容易。直到精确制导的出现才使对城市以外的目标进行攻击真正成为可能，而在此之前空中力量难以担当独立的战略角色，往往需搭配海军力量。无论如何，空中力量至少为避免一战期间残酷的阵地战提供了替代方案。
这也引出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大规模空袭的背景，第一枚原子弹是否会被用于结束对日战争。原子弹不只是一连串核武器发展的结果，也是延续自1903年第一次载人飞行器出现并在一战中发展和尝试的结果。美国对日使用原子弹使得日本迅速投降，以至于二战结束后人们对于战争的观点发生彻底改变。核时代的来临使人们有理由认为，全面战争的逻辑将导致在未来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原子弹。学界和政界开始思考若建立强大的核力量是否真的会带来极大的灾难。随着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的发生，主要大国逐渐发展出一套危机管理的战略和模式以降低全面战争的风险，核武器成为了“长久和平”的原因之一。即使大国之间激烈竞争的时代，主要大国也注意到了避免相互争斗，并转向使用经济制裁和网络攻击，而不是直接的军事干预来达成目的。
结 论
正如安吉尔(Norman Angell)曾言：战争是不合乎利益的，因此不会发生战争。但作者认为我们不需以理性决策者计算成本效益的方式来思考战争的起源，因为在战争开始时他们无法预料事情会如何发展，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表现出对成本的错误评估。尤其是随着科技的进步，使用坦克、飞行器、原子弹等武器成为一种为了更快更有效地结束战争的合理化借口。然而，新科技和新政治却把人类进一步推向战争边缘。但总体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经验使得国际秩序向更为谨慎和风险规避的模式转变，核能力也从最初的美国独有扩散至其他国家，这都强化着大国之间避免战争的观点。作者因此认为与一战相比，二战更能体现作为国际秩序转折点的作用。
·简 评·
战争是不义的，但战事不断；冲突是相伤的，但摩擦不止。正如作者在文章中所提及的，当战争成为大国博弈的选择时，代价往往是惨重的。从历史经验和国家关系两个角度来看，一方面，历史责任归属上的认知、民众对于战争与和平的价值导向以及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等历史经验一旦产生偏差，国家便极容易陷入冲突和纷争，因此汲取历史经验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国家间的安全困境依然存在，大国博弈仍是重点，无论是一战、二战还是冷战期间，持续不断地是关于大国战争与和平发展的探讨。即使战争的形态、规范和性质都已经发生变化，大国之间依然应该避免冲突和战争。只有树立起互惠互利的理念，积极参与协商治理全球问题，采取有效和规范的方式缓解冲突，才能为和平和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这才应该是决策者从20世纪的大国战争中学习到的经验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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