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关理论】兰德尔·施韦勒：新古典现实主义与中美关系的未来 | 国政学人

一直以来,国家为了实现本国利益,不仅需要应对国际体系中的竞争性压力,还要回应来自国家内部的力量和诉求。尽管我们可能更希望理论在解释现象时,能够避免将不同分析层次的原因混杂在一起,但是第二意象和第三意象中的因果驱动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发生相互作用。这一简单自明的发现成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几年来的趋势表现为民族主义开始复兴(第二意象),以及大国竞争的国际环境日益多极化(第三意象)。这两种现象的出现并非是巧合,它们是相互关联的。

沿着这样的思路并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无论是新兴大国还是守成大国,都能够在其国内政治中感受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然而,两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却是截然相反的:新兴大国中兴起的民族主义是外向型的,而根植于守成大国的民族主义则是内向型的。因此,虽然可以说美国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都在上涨,但由于两国在国际体系结构中处于相反的发展轨迹,因此两国民族主义高涨的动因完全不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和中国的外交政策取向正发生着关键性的转变———美国开始从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和影响中撤退,而此时的中国正在全力抓住属于自己的外部机遇,以寻求更大的外交影响力。

一、引言

中国近来表现出的自信和美国突如其来的内顾倾向是第二意象和第三意象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第二意象的关键性变量是民族主义,它将与权力轨迹(第三意象变量)一同定义未来几年中美关系的走向。在民族主义与权力轨迹的相互作用下,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表现出的外交政策取向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信奉开放的､外向的拓展型外交政策,而后者则会采取一种内顾的､内向的收缩型外交政策。

为什么要把关注点聚焦在民族主义上呢?这是因为,民族主义为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一种天然的补充,它被视为现实主义在国内层面上的体现。各国在实力､安全和威望等领域持续不断的竞争赋予了现实主义生命力,而这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民族主义作用的结果,正是民族主义“激化了国家间的对抗,它通过对‘内群体’和‘外群体’进行尖锐的刻画,煽动了各国对地位的争夺,突出了刻板成见,并加深和延续了人们的不满情绪”。这些似乎已经足够明显了。

因此,一个崛起的大国,特别是在其发展的后期,也就是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开始接近体系中的头号强国时,会更加坚定而自信地表达自己对地位的诉求和不满。这很容易挑起国内的民族主义,因为民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1)当守成大国拒绝承认新兴大国应得的全球影响力时,他们会认为这是对本国的不尊重,从而感到挫败和沮丧;(2)当守成大国作出让步,允许新兴大国继续扩张时,他们便会受到鼓舞,从而变得更加勇敢。此外,新兴大国的领导人时常会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来支持他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并且/或者会以此来转移民众对于国内改革和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满情绪。

民族主义还有一种不大直观的作用,它能够扶持一种霸权紧缩型的政策,包括重新部署海外军事力量､要求盟国支付更多的防务费用､从重商主义的角度重新评估贸易协定,以实现有利的贸易平衡。由于权力的再分配,霸权衰落国管理国际体系的成本相对于它的支付能力来说增加了。这样,就需要解决沃尔特·李普曼(WalterLippmann)所说的使国家承担的义务与资源保持平衡的问题。而能够让成本和资源达到平衡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减少海外承诺,即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进行收缩,霸权衰落国可以将制衡的责任推卸给盟友(自己在联盟内的责任分配中仍然承担较多的责任),可以单方面放弃承诺,可以寻求与威胁较小的次要竞争对手达成和解,可以尝试安抚崛起国,也可以将这些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全球性撤退就像一个疲惫不堪的巨人要回归家庭,在这一背景下,以上所有的政策都是适用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是这一大战略的一种天然补充,它建立在这样的口号之上:“我们必须为自己多做一些,而为他人少做一些,他们应当学会照顾自己,并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应当注意,与这一口号对立的是“头号强国真正的座右铭”:“利他才能利己”。

最为重要的是,在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中复兴的民族主义,是完全可以与未来以和平､和谐为特征的国际关系相容的。很明显,两国的民族主义并没有产生内在的利益冲突:当前中国希望收获更大的全球影响力,而美国则希望减少对全球事务的参与。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世界将会以“软着陆”的方式完成从单极向两极的转变。事实上,未来可能会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十分相像。这一理念认为,中国和美国将会平等地共享全球领导地位,并会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之间必然会发生对抗的历史模式。在习近平看来,只要中美双方能够平等地对待彼此,两个大国是能够在亚洲和平共处并展开合作的。

中国如果继续保持经济和军事上的增长,那么,就会像历史上每一个新兴大国一样,必将寻求扩大自己在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影响力。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美国方面应当如何进行回应?在一个新兴的两极化世界里,美国应当采取一种“离岸制衡”的大战略:重新部署海上军事力量,并将制衡的责任传递给亚洲的地区大国。如果最终中国试图获得地区主导地位,那么美国应当静候并观察自己的地区盟友们是否可以遏制住中国。如果遏制失败了,并且只有当遏制失败的时候,美国才必须在这一地区部署足够的武力,来恢复一种稳定的平衡。这样做的目的是让美国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离岸,同时也要认识到,美国军队也可能很快就必须回来。然而,即使这种情况发生了,华盛顿的亚太盟友仍然需要完成大量繁重的任务。

二、新古典现实主义:对结构现实主义和国内现实主义的补充

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产生了强大的诱因,让各国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而不会选择与之相反的其他方式。这种被结构现实主义者青睐的“第三意象”因素包括:(1)无政府体系是竞争的､自助的,它促使各国不断寻求安全与权力;(2)各国实力对比的变化会迫使国家建立武装,并进行结盟;(3)权力真空地带存在令国家无法抗拒的机遇,它诱使国家以牺牲他国为代价来谋求利益;(4)一国所处的位置——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实力或地位,决定了该国的利益及其野心的范围;(5)军事技术中的攻防力量对比,往往会带来严重的安全困境(即强大的先发制人诱因和螺旋式军备竞赛);(6)竞争特别是对武力使用的艺术和战争工具的竞争,促使竞争者们效仿当今最成功国家的实践经验,这又让他们变得彼此趋同。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说,体系理论告诉我们:(1)结果往往是无法预料的,也不会遵循行为体的意图(“无意识后果”的逻辑);(2)仅仅通过对体系的组成部分进行观察,是无法了解国际政治整体的(“突发性属性”的逻辑):(3)行为体之间是相互紧密联系的,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不会是单一的,同时,既复杂多样而又不可预测的互动会对他们的命运产生深刻的影响(“反常影响”的逻辑)。

如果体系结构是单元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那么无论单元层次发生怎样的变化,体系中处于相似位置的国家都会受到结构的驱使而采取类似的行动。因此,不同的国内政治制度､历史经验､民族传统､意识形态遗产,或是一些对于外交政策和世界政治的根深蒂固的看法,相对来说就不会对国家行为产生影响。换句话说,我们越倾向于假设是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决定了它的偏好､政策和行为,我们就越不需要去考察特定国家的“行李”——观念､历史或者国内情况——可能原本是这些因素传达并塑造了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行为方式以及它所追求的目标。这种结构主导下的世界与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的观点相吻合,他认为,“在自助体系内,竞争的压力远胜于意识形态偏好或国内政治压力”。

当体系原因主导单元层次的行为和表现时,对美国､日本､中国､俄罗斯､韩国的国家行为或是外交政策偏好的解释也就不会有什么不同了。这个世界是由大量强烈的结构性诱因和约束驱动的,与阿诺德·沃尔弗斯(Arnold Wolfers)著名的“着火的房子”和“赛马场”的比喻是一致的,即外部强制力决定行为。这种结构理论必须假定严格的情境决定论——国际结构的“紧身衣”或者“单一出口”的概念——在这些条件下,行为体被迫在特定的条件下按照特定的方式行事,这样,除了那些被理论预测的结果之外,就不会再出现其他结果。

然而,沃尔兹本人显然是不赞同这种观点的。相反,他认为国际结构(无政府状态和体系范围内的实力分布)仅仅为国家行为提供了“一套约束性条件”。用沃尔兹的话来说,外部环境“可以告诉我们具有不同结构的系统会施加什么样的压力,提供何种可能性,但它不能告诉我们系统的单元如何,以及怎样有效地回应这些压力和可能性”。他进一步断言:“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身内部的程序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但是它的决定则是由其他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塑造的”。在他看来,国际结构解释了为什么国家在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地位不同,但它们的行为却存在着连续性和一致性。相反,单元层次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单元在系统中地位相似却行为各异”。

目前我们关注的重点是,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理论并没有解释国内过程是什么样的,它们从哪里来。当国家所处的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们又会对国家评估､适应这些变化的方式产生怎样的影响?新现实主义是一种国际政治理论,它并不致力于解释或预测特定的外交政策或历史事件。

出于对新现实主义这一局限性的不满,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年轻的现实主义者自发地成立了一个新的现实主义政治学派,即新古典现实主义。早期现实主义者的观点十分丰富,但通常是散乱的,学者们将这些成果置于一个更加严格的理论框架之中,并采用了比前沃尔兹现实主义者的惯有陈述更加密集结构化的构想——承认在关注系统层次现象的同时,也要关注外交政策。新古典现实主义并不排斥系统性的理论,相反,它力求将其与国内层面的理论结合起来,以此来探索国家为回应外部环境中的压力和机遇而制定决策并付诸行动时,经历了怎样的内部过程。新古典现实主义承认,要对国家行为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需要考虑系统的､国内的以及其他方面的影响;但是只要理论含有某些常量,并详细说明哪些因素可以解释特定的外交政策的哪些方面,那么这就是一个好的理论。吉登·罗斯(Gideon Rose)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重要文章中,创造了“新古典现实主义”一词,并为其作出了这样的解释:“新古典现实主义明确地将国家内部和外部变量结合在一起……它的追随者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尤其是它的相对物质实力,是决定一国外交政策范围和野心的首要因素。这是他们成为现实主义者的原因。然而,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样的实力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间接而复杂的,因为系统压力必须要通过单元层次上的中介变量才能得以转化。这一点又让他们成为了新现实主义者。”在实践中,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引入了多种第一和第二意象变量,例如国内政策､内部汲取能力和过程､国家实力和意图,以及领导人对于实力对比和攻防平衡的认知,以此对“顶层的”第三意象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解释了外交政策决策和特殊历史事件。同样重要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利用国内政治和观念,将新现实主义的核心变量权力的概念具体化了”。

再回到沃尔弗斯“着火的房子”的比喻中,强大的侵略者的出现——这些国家让安全变得稀缺,让战争显得无法避免——将温度提升到了某一点,这一点我们可以称之为外部环境的强制力。在国际政治方面,第三意象直接预测了国家为回应强大的侵略者可能采取的行为方式:就像在“着火的房子”中理性人将会冲到出口一样,国家在面对危险的崛起国时,会通过扩充军备和缔结联盟的方式来抵消威胁。同时,第三意象的因素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房子会着火(也就是说,为什么一国会变得咄咄逼人,并对它的邻国产生威胁):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将会寻求对现状秩序做出与自己新获得权力相称的改变,而如果它的修正主义需求得不到满足,它通常会以战争的方式进行威胁。

如果世界遵循的是这种模式,那么第三意象理论就可以解释大量(即使不是全部)我们想要了解的现象。但是,如果在挑战国不再崛起并开始衰落的时候,房子仍然在继续燃烧会怎样呢?如果受到威胁的邻国没有急于逃离“着火的房子”又会怎样呢?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大国的地区竞争对手没有通过建立武装､缔结联盟的方式来应对大国增长的实力,而是反过来容纳它甚至追随它呢?纯粹的第三意象理论无法解释这些谜题。相反,对于这些反常行为的解释是根植于单元层次的因素中的——那些存在于国家自身的因素。

当所谓的第二意象变量定义了国际关系时,国际(或地区)政治的整体情况就不再简单而明确了——它甚至可能并不符合“大局”的视角。相反,国际政治将会是来自许多个体的支离破碎的产物,也往往具有非常复杂的故事情节——一些嵌入了政党政治,另一些根植于国内结构和文化价值,还有一些受到了可能发生于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前的思想､试验和经验的影响。第二意象理论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复杂性,是因为它们关注的重点是大战略选择的再分配方面,强调的是国家内部压力而不是国家外部的推拉作用。这种由内而外的研究路径是所有国内政治理论的典型特征,它们的理论前提是,领导人的外交政策选择经常是受到约束的,有时会被与国家外交政策具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利益群体(如银行家､实业家､商人､利益集团和普通民众)左右。

三、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

现实主义者认为,由于国家生存在一个危险而不确定的无政府环境中,因此,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便会进行扩张。这种“可能”部分是国际性的:当权力现实对自己有利的时候——例如权力真空或者弱小邻国的出现——将会允许国家进行扩张。这种“可能”通常会被忽视的另一个方面是国内情况。战争是一项危险而昂贵的活动。谨慎的统治者只有在保证某些安全(无论战争结果如何,政权都能够存续)的情况下才会发动战争,同时,也只有当本国民众发自内心地认同民族国家时——正如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dward Hallett Carr)在19世纪末发现的那样,当他们认为战争是国家的义务并且对本国有利时——战争才会获得胜利。

与这一论证一致,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断言:“在国家实力的组成部分中,尤其是在国家处理外交事务时,民族性格､国民士气和政府质量是最重要的因素。”与之相似,罗伯特·施特劳斯-胡比(Robert Strausz-Hupé)认为:“对于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现实主义者比理想主义者更加看重非物质因素的作用,如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些论证强调,国家实力能够积聚并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存在一个由民族意志和共同目标支撑的强大国家。国家实力在一定程度上与领土面积､人口数量和自然资源有关,然而,富有这些天赋的民族国家却不都是强大的。只有一国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强大,国家才会强大。

以上都是为了说明,民族主义是结构现实主义在国内层次上的反映,这一点在媒体社会化和政治大众化的时代中尤其明显。为了回应当代的难题,民族主义出现了,它将不可改变的文化属性作为新身份的基石,这种身份将在快速变幻的时代得以延续。民族主义无论是作为一场运动,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其功能都是“为了增加或使用国家权力,而将人们聚集在一个特殊的领域中”。从本质上说,民族主义是一种情感信念。“分析者认为,民族主义部分是情感的体现,部分带有工具性特征,它们的差异体现在:民族主义带来的究竟是对外集团的仇视还是对内集团的热爱。”就像约翰·布鲁伊利(John Breuilly)强调的那样:“民族主义是高于一切的,它是关于政治的,而政治又是关于权力的。现代世界中的权力,主要是与对国家的控制有关。它的核心任务是将民族主义与谋求､使用国家权力的目标联系起来。”除了他之外,没有人能够在国内政治层面上,为现实主义提供一个更好的描述了。

四､新兴大国:拓展的外向型民族主义

新兴大国被认为是外向型的,它会展现出竞争性的国际形象,并会在时间和地点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扩张。有史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一国人口和经济的增长一定会带来领土面积的增加以及在其他地区政治影响力的增强,这仿佛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新兴大国的领导人会利用各种机会来扩大本国的影响力､权力和地位,但不会是不计后果的。换句话说,理性的领导人会尽量避免扩张和帝国野心,因为这样做会有刺激强大对立联盟形成的风险。

然而,新兴大国的声望和地位诉求会遭到抵制——来自于守成大国的阻挠——是完全在意料之中的。新兴大国需要在公众的注目中获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尽管它明白,守成大国建立了现有秩序,它们是不可能让出自己在当前体系中享有的威望､势力范围和特权的。因此,新兴大国通常会被描绘成一个制造麻烦的国家——作为修正主义的挑战者,它们会以牺牲保守派为代价,用尽一切手段扩张自己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正如对扩张的需求看起来是一国发展的逻辑,反对这种扩张的冲动也是霸权衰落国的逻辑。这两种逻辑结合在一起,促使新兴大国内部出现了一种被包围的叙事,即既有强国力求尽早扼杀新兴力量。这一切都为新兴大国中一股强大的外向型民族主义力量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这并不意味着新兴国家的发展会完全被外部因素干扰。像所有国家一样,新兴大国是两面的,它既是内顾的也是外向的。毕竟,快速而戏剧性的国家实力增长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因此,随着国家的发展,它的统治者越来越需要持续地在国内社会和国际经济之间作出调节——定期调节以维持公民､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平衡,因为他(它)们都能够促进国家稳定､持续的发展。

在新兴大国中,外向型民族主义是对国家高速发展以及在其激励下产生的民族骄傲和爱国精神的自然回应。即便如此,在另外两种更加隐秘和间接方式的作用下,外向型民族主义情绪也能够产生,并被用于实现国内目的。首先,与战争的转移理论一样,它将公众对国内问题的关注转移到了阻碍新兴大国获利的外部因素和敌人(外群体)身上,无论这些因素是真实存在的还是被臆想出来的。其次,正如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所言,以(帝国)扩张为中心的民族主义——这种扩张无论是表现在领土上､经济上､政治上还是表现在以上每个领域——可能成为“那些从扩张中､从与扩张相联系的战备中､或者从激烈的国际竞争带来的国内政治气候中获取狭隘利益的集团为其自身利益”而找的一个合理化借口。

许多观察人士的观点也符合这一逻辑,他们认为,自2010年以来,中国方面更加积极地维护其领土主张,同时也在拓展其在全球金融､贸易以及援助等领域的影响。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领导下的美国从全球化中撤退,特别是从那些未能给美国带来短期贸易顺差的国际贸易协定中退出的时候,中国则致力于推行相反的战略:以成为世界主导性力量为目标,进行长期投资。实现这一计划的关键是中国近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倡议由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发起,致力于增进中国与其欧亚大陆邻国的联系,这一倡议可能将使中国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这并不是一种幻想。中国政府在2017年1月开通了一项中国和英国之间的铁路货运服务,这条连接北京与伦敦的铁路,首次穿越了亚洲和欧洲,而它只是中国日益增长的铁路连接项目的其中之一。目前,共有39条铁路将12个欧洲城市与16个中国城市连接在了一起。

在海上运输方面,中国正在印度洋开辟新的港口,并且已经购买了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口,它将会扩展为中国制造的铁路线路运输网络的枢纽,这一运输网络从希腊延伸至匈牙利,进而贯穿整个欧洲。这条海上贸易路线受到中国远洋海军､新空军､建立在中国南海岛礁上的海军基地以及中国在吉布提的首个海外军事基地的保护,这一军事基地守卫着红海和苏伊士运河通向比雷埃夫斯的线路。此外,这个庞大的大陆建设项目主要是依靠中国向其他国家的贷款来筹资的。通过这些基础设施工程,以及建设一种非传统的全球架构,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和信贷领域新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中国——就像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里一样,正在将自己的经济实力融入全球金融､建筑和贸易网络,这使中国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的经济中心。

对中国近来自信力的解释集中于国际结构和中国国内政治,也就是第三意象和第二意象的原因。关于国际结构,专家们声称,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中国领导人意识到全球力量对比出现了急剧的转变——权力和财富空前地从西方向东方和南方转移。因此,对于美国实力明显衰落､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开始出现的感知,让中国领导人更加强调奋发有为。在这里,中国表现出的自信与古典现实主义者的主张是一致的,即当国家的相对实力增长时,它们就会扩张自己的海外政治利益。或者,就像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解释实力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动态关联时所说的那样:“现实主义的不平衡增长规律意味着,随着一个集团或国家实力的增加,该集团或国家就将受到诱惑,产生加强对其周边环境控制的企图。为了提高自身的安全感,它也会力求扩大它在政治､经济以及领土方面的控制;它还将试图改变国际体系,使之符合自己一系列的特殊利益。”这样看来,中国近来的自信是由于它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改变(更高)而带来的可以预见的结果。

与此相关的,赵穗生认为,民族主义可以解释2008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国家的历史遗产,它“与中国漫长而光辉的历史以及1840年到1949年(及以后)经受的来自外国人的不公正待遇联系在一起,它是一种对重新获得国际尊重和平等的渴望,是一种对领土统一的需求,也是一种实现国家和民族伟大复兴的愿望”。尤其是中国人对外国(西方和日本)干预和侵略的经历有一种共同的羞耻感,这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及其当前行为的有力驱动因素。的确,对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来说,羞耻是一种兴奋剂,也是一种行动感召。“知耻近乎勇”,南京静海寺的铭文中这样写道,中国在这里签署了与外国势力最不平等的条约之一。尽管中国这个有抱负的国家最终走上了通往伟大复兴之路,但它仍“承载着‘受害国’的自我意象”。

考虑到中国为历史雪耻的决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料,随着国家实力的增长,中国民族主义力量也会继续增强。在中国的决策者､军事官员和普通民众之中,这种现象已经很明显了。他们的共识是,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必须更加自信。此外,一些人认为,谋求全球主导地位的目标是中国从屈辱走向复兴的核心。根据中国学者阎学通的观点,民族复兴的概念“召唤出了与中国崛起以‘回到它从前的世界地位’相连的‘精神力量’”。同时,这一概念还假定中国正在重回本应属于自己的地位,这意味着成为“世界上的头号国家”。

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仍然处于其实力轨迹中的“起飞”阶段——它的全部潜力在数十年后才会展现出来。例如,我们可以细想一下中国领导的亚投行与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ADB,以下简称“亚行”)之间的竞争。亚行成立于1966年,是一家与美国主导的世界银行紧密合作的银行,与其大约1600亿美元的资产基础､300亿美元的贷款额相比,亚投行现阶段的发展看上去是微不足道的。亚投行的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但到目前为止仅仅兑现了90亿美元——目标是200亿美元。鉴于最初的微小基数,亚投行在第一年只发放了17亿美元的贷款,2017年增加至25亿美元。因此,尽管中国在全球实力和影响力方面增长的速度令人瞩目,但是与日本和美国目前的规模和影响力相比,中国无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五､守成大国:全球紧缩的内向型民族主义

相比之下,守成大国则倾向于关注国内事务,将精力集中于国内改革和重建之上。在低脆弱性的条件下,这一点对守成大国来说尤为适用。美国享有的安全保障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即使是英国,这样一个被认为是孤立的国家,也不得不数次与来自英吉利海峡可能发生的两栖攻击展开斗争;而美国则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可能性。正如法国驻美大使朱塞朗(Jean-Jules Jusserand)所言,他在谈论美国的安全来自于遥远的国家时说道:“美国北边是一个虚弱的邻居,往南是另一个弱小的邻国,东边是大海,西边也是大海。”美国生存在一种脆弱性极低的环境中,它幸运地拥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无与伦比的核军火库､无人匹敌的经济生产力和创新力,以及西半球的区域霸权。所有理性的美国决策者都认为,美国与其盟友的资源结合起来足以应对任何新兴的威胁,而且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及其盟友都将获得胜利。

鉴于实力不断下降的趋势,特别是在低脆弱性情况下,美国开始减少外围的承诺并关注国内事务,有人怀疑,在保持了数十年的政治共识之后,美国公民正在质疑本国与他国深度接触的大战略。同时,令主流媒体感到震惊和沮丧的是,他们选出了这样一个总统,在其2017年的就职演说中,特朗普强调了自己赢得竞选的口号:“从今天开始,只有美国第一——美国第一。每一个关于贸易､关于税收､关于移民､关于外交的决定,都将使美国工人和美国家庭受益。”

虽然目前还没有特朗普主义,但是他很明显是主张全球撤退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从全球化中撤退。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三天,他就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是一个包含12个国家的贸易协定,由美国设计,用以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2017年6月,遵照自己的一个关键性竞选承诺,他宣布美国将会从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中退出。特朗普还宣布计划让美国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退出;他终止了与联合国有关移民问题的谈判;并威胁如果国会和美国盟友不能对协议作出有意义的修改,便会终止2015年的伊朗核协议;他打算修改或撕毁与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被称为《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PTA)——将这两个协定都判定为对美国无效。特朗普建议将美国缴纳给联合国的费用减少到40%,并向联合国大会施压,要求削减6亿美元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预算。他在2018年的预算中提出,削减42%或115亿美元的对外援助费用,并减少美国为发展项目提供的资金,例如一些由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至于北约,特朗普说,他“肯定会”让美国脱离国际安全联盟,因为它是“过时的”,并且“让我们损失了一大笔钱”。

可以肯定的是,自从特朗普当选以来,已经有一些“美国大战略中的既有观念被焚毁了”。一些观察人士,如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此前曾在乔治·沃克·布什(George W. Bush)时期就职于美国国务院的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称,特朗普政府正忙于让美国从全球领导中“退位”——这不是因为任何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损失迫使美国削减其全球承诺,而是因为政府“选择放弃许多机构和框架”,并“将问题带给了盟国,那些在近3/4个世纪里切实地塑造和影响了美国外交政策的盟国”。

特朗普总统及其政府斥责了华盛顿国家安全机构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理念的盲目忠诚,而几十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值得耗费大量美国人的鲜血和财富来维护这一理念。因此,在其首次就外交政策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时任总统候选人的特朗普表示:“所有繁荣的国家都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首位的。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都将他们的国家利益至于我们之上,为了公平地对待他们,我们也必须如此。我们将不会让这个国家或者人民屈服于全球化的虚假赞歌。民族国家依然是幸福､和谐的真正基石。”

特朗普政府将“基于规则的秩序”或“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等词条视为对美国利益的诅咒,他似乎更乐于呼吁建立一种与之不同的全球秩序——这种秩序较少地受到自由主义民主和人权的束缚,更多地关注狭义的国家利益,并能够准确地评估权力现实,而最重要的是审慎。问题也就出现了:为什么现在美国支持紧缩政策的浪潮正在高涨?结构现实主义为此提供了一个答案——一个根植于体系极性的答案。

（一）为什么美国现在推行紧缩政策?

在两极体系下,美国的动机是遏制苏联及其盟友,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其击败。作为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美国以制度建立者的身份控制了世界,为其盟友提供了安全保障､贸易自由化和货币稳定等形式的公共物品。由于冷战爆发的原因是权力分配的两极化,以及两种普遍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深刻分歧,因此,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者给出的解决方案大多是重叠的。当矛盾出现时——例如,是支持一个反共产主义但却令人厌恶的政权,还是反过来宣扬人权和民主——现实主义者倡导的强权政治通常会战胜美国的理想。关键在于,一旦冷战爆发,美国就没有了过去那些关于国际主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论:与苏联的竞争是全球性的,因此周边国家就不再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无论是受到自由主义霸权的大战略还是受到全球力量分配的驱使,美国的深度参与都会变得理所当然。换句话说,美国霸权和强权政治的社会目的往往是互补的。

冷战结束后,美国作为单极世界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仍然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它的意图是完全不同的:以自由主义霸权为幌子,推行修正主义。作为一个无人可以挑战的大国,美国正在努力改造世界上的大片土地,来使其符合自己对国际秩序的想象。美国不仅将自己视为民主､人权和正义的化身,而且还在积极地推销这些自由主义价值观。这种做法标志着冷战实用主义的终结,以及十字军风格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的复兴。

美国从维持现状向修正主义国家的转变,可以很容易地用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中沃尔兹和吉尔平的变量加以解释。从沃尔兹的视角来看,单极体系的结构性诱因——不受约束的权力——为美国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力量,这促使它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修正主义的大政策。尽管它本可以自由地选择一种收缩和克制的外交政策,并且这种战略将会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这就是沃尔弗斯的“赛马场”比喻的逻辑。在这个比喻中,个体是无法看清楚赛马的,因为比个体更早到达赛马场的人群将会迅速填补他们面前出现的空位——这说明了强制性行为不是来自于外部威胁,而是来自于一种能够令人获益的无法抗拒的机会。

从吉尔平的角度来看,美国虽然以和平的方式战胜了苏联,但是除了与所有胜利的霸权战争中相同的体系因素外,仍然存在着一个例外:它并没有完全抹杀旧秩序;也就是说,它没有将旧有的制度框架清理干净,以便能够从零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全球架构。然而,它的确将巨大的权力集中在了一个主导国家手中,这个国家有能力､意愿和合法性来改变世界,并实施它所偏爱的秩序。吉尔平霸权战争理论的核心逻辑是,如果预期收益超过了预期成本,那么大国就会试图改变国际秩序。吉尔平认为,“随着一国实力的增长,它改变该体系并由此来实现本国目标的相对成本会减少(反之,当一国衰落时,它变革体系的成本就会相对增加)。因此,按照需求规律,当一国实力增长时,它愿意谋求体系变革的可能性也会加大”。

在冷战结束之前,这种逻辑似乎只适用于崛起的挑战国。然而,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它为什么不能同样很好地适用于一个在失败的权力过渡中,从崛起的挑战国手中逃生的霸权国。毕竟,苏联解体导致了一场有利于美国的重大权力转移,增加了体系变革的净预期收益。这不仅解释了为什么美国仍然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更重要的是,还解释了为什么美国没有成为国际现状的有力维护者——一个致力于维护非常适合自己的全球安排的国家。相反,正如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所言,美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革命性国家,它不仅寻求塑造国际政治,还谋求重塑世界各地的国内政治制度和社会,这既是实现其目标的手段,也是目标本身”。深度参与的动机不再是为了维持(遏制)体系,而是变革体系。

在预测单极体系的短暂性时,沃尔兹写道:“那些认为当前为单极时刻的人是对的。”在这里,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权力的滥用;因此,单极权力倾向于在其边境之外承担太多的工作,从长远来看,这将削弱自己的实力。第二,过大的权力,无论它是如何被使用的,对其他人来说都是一种固有的危险:“尽管美国的意图善良,但它的所作所为常常令其他国家感到恼怒,而且除非美国的权力受到制衡,否则它仍然会以这样的方式行事。”

但是,在经历了十年的单极世界后(接下来是另一个十年),现实主义者的困惑变成了:如何去解释为什么没有出现任何有意义的制衡现象来对抗美国无节制的权力。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认为,美国和其他大国在相对实力上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阻碍了全球均势的回归。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赞成这一观点并补充道,根据他的威胁均衡理论(balance-of-threat theory),只要美国没有对他国采取任何不必要的威胁行动,“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反美联盟不是不可避免的,甚至也许是不可能的”。

约瑟夫·约菲(Josef Joffe)解释了美国如何通过其大战略的精神来维持世界的失衡状态。以前的霸权国在贸易活动中只顾让自己变得富有,与它们不同,美国提供了全球公共物品,这些公共物品既展现了美国的实力和影响力,又满足了其他国家的需求。美国领导人明白,头号大国要想不受到挑战,“利他才能利己”才是真正的座右铭。美国超越了狭隘的自我利益,愿意承担全球义务和责任,这让它克服了强国只会产生权力的定律,成了霸权国家中独自“挑战历史”的国家。

随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世界看上去不再是单极的了。大衰退——再加上中国､印度的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让人们对美国的相对实力状态产生了怀疑,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2025年全球趋势》和《全球趋势2030》中找到官方表述。宣称单极时代已经终结或者即将终结,已经成了一种普遍现象。对美国衰落和多极体系正在浮现的预言,已经取代了对单极世界会一直持续的预测。事实上,2016年2月的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当被问及美国是否是世界上军事排名第一的国家时,美国人平均地分成了两派,49%的人认为“是”,49%的人认为“不是”。民意调查还显示,有一半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几个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人们普遍认为,即将到来的结构性变革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美国优先”原则的吸引力。简单地说,美国的时代结束了,它必须制定一项新的大战略来应对新的形势。而几十年来,美国政治集团一直支持的现实主义,恰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战略。

（二）一种内向型的民族主义生根发芽

与美国从1991年以来一直享有的单极世界相比,公众理所当然地将正在浮现的多极世界视为一个更具竞争力的领域。人们看到了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糟糕履历,也明白了美国在其选择干预的地方并不存在什么至关重要､迫在眉睫的利益关系,更不用说解决这些国家困境的能力——军事或其他方面的。大多数美国人现在都认为,美国应当减少对世界事务的参与,并且在有记录的历史上,他们第一次相信自己的国家对全球事务的影响力正在下降。美国人拒绝硬实力和高级政治,在他们的眼里,与强大国家的军事能力相比,历史更多地是由人们自发地聚集在广场中而形成的网络塑造的。一份2016年4月的皮尤民意调查发现,57%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当“解决好自己的问题,让别人尽其所能地处理好他们的问题”。

美国退出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深度接触并不是从特朗普当选才开始的。奥巴马政府面对崛起的中国､危险的高额国家债务､厌战的公众以及国内日益减少的对任何国际事务的支持——更不用说外交纠葛——试图通过为美国的全球管理开发一个低成本模式,从而调和自己对维护美国霸权的渴望。在实践中,这意味着美国要依靠经济制裁来惩罚对手,运用无人机打击恐怖分子,使用机器人和智能计算机化的武器作战,避免单边主义支持“幕后领导”,同时,还要通过“选择性参与”的整体大战略转向亚洲,并制衡中国。

接下来上台的是特朗普,他的竞选辞令打出了“美国优先”的口号,并围绕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题展开。他直截了当地说:“我们的国家正处于严重的困境中。我们不再获胜了。我们没有在贸易领域击败中国。”他哀叹道:“我们不能做正确的事情。”现在问题不止出现在经济方面,还有军事方面:“我不介意战斗,但你们必须获胜……而我们却没有赢得战争,我们仅仅在战斗,我们仅仅在战斗。这就像……你在呕吐:仅仅是战斗,战斗,战斗。”

特朗普接受了被一些观察人士称为“鲜血与土地”的民族主义——这是“英伦小岛”的翻版,旨在将世界其他国家排除在外。美国的这一愿景与白人工人阶级选民产生了共鸣,他们认为美国的衰落是由外部的､与全球化相关的一些看似不可控制的力量引发的。事实上,特朗普的支持者似乎总体上对那些四处游走的人群——移民､难民以及全球化精英持怀疑态度,正是这一点,待在家里､筑起高墙成了特朗普的价值理念。在仍然生活在自己家乡的白人中,几乎有60%的选民投票支持特朗普;而在那些居住在距离自己家乡两小时以上路程的选民中,支持特朗普的比例则大幅下降。

特朗普成功的竞选主题——美国需要其盟友分担自身防务､更好的贸易协定以及防止汇率操纵的责任——源于他所信奉的现实主义政治经济。特朗普是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认为,政治因素应当决定经济关系;全球化并不能促进国家间的和睦相处,而是制造出了又一个国家间冲突的竞技场;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增加了国家的脆弱性,并形成了一种一个社会可以用以支配另一个社会的机制;当国内行为体的利益偏离国家自身利益时,国家应当进行干预。

2016年2月,特朗普呼吁对苹果公司进行抵制,直至这家科技巨头帮助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破解了一名圣贝纳迪诺枪手的苹果手机,从中我们看到了特朗普对于经济民族主义的支持。我们还能够从特朗普的一系列表现中发现这一点:他刻意利用税收政策支持特定的企业[例如,给予开利(Carrier)公司税收激励,从而保住印第安纳州的工作岗位],利用监管政策帮助整个工业(例如,通过废除《清洁空气法》的条例来帮助煤炭行业);他提议单方面征收35%~45%的关税,并对贸易协定展开重新谈判,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他拥护工业政策(联邦政府扶持某些工业的努力);他强迫一些企业——反诉福特(Ford)､开利和丰田(Toyota)——让他们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我们要让苹果公司在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家生产他们那该死的电脑及其他产品。”他在利伯缇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这样说道。关于丰田公司,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丰田汽车公司将在墨西哥的巴贾建造一座新的工厂,来为美国生产卡罗拉汽车。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要么将工厂建造在美国,要么就得支付大额的边境税。”正如这些例子表明的那样,特朗普的经济哲学对传统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反对,几乎已经到了极致。他们的核心理念是,在分配投资资本方面做得最好也最有成效的是金融市场,而不是联邦政府。

然而,经济民族主义能够与美国的中产阶级､工人阶级产生共鸣并不奇怪,这些阶层的民众普遍认为,中国从美国的贸易政策和国内产业政策中获得巨大利益。在特朗普战胜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之后,即将上任的白宫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在接受《好莱坞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不是一个白人民族主义者,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经济民族主义者,”他接着说,“全球主义者摧毁了美国工人阶级,在亚洲创造了中产阶级。现在的问题是,美国人看起来吃不饱饭。”

尽管如此,这种对中美关系的生硬理解,在笔者看来,并不意味着美国会与中国产生冲突,更不用说会与中国交战。现在需要的是对两国关系进行调整——其中,美国应当维护自己的利益,并像中国从前一样巧妙地行事。因此,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访问中国期间,认为中国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的做法是合理的。在这一点上,特朗普对世界的看法与“千禧一代”是一致的,那些在1980年到1997年出生的成年男女大概有8700万人,这一数量大大超过了其他几代人。例如,千禧一代“更有可能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而不是竞争对手。他们相信,对美国来说,与中国合作而不是对抗才是恰当的战略”。

更为普遍的是,美国人不再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同等竞争对手的唯一超级大国。他们意识到了许多政治精英们似乎无法理解或接受的问题:即使美国依然是最强大的全球大国,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将会无法运用它曾经享有的巨大影响力。随着美国向国内转向,美国霸权不再是一个足以支撑所有全球秩序的框架,更不用说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了。美国的权威､它与其他国家霸权性的交易及其全球秩序的规则和机构,都在日益受到质疑。70年来,无论是在最开始的两极体系中,还是在后来的单极体系中,各国都获得了由美国的全球大国地位带来的服务和利益。美国需要盟友,盟友也需要美国。这为交易提供了基础——同时,它也为各国在国家安全之外的领域进行合作创造了激励机制。冷战的结束改变并削弱了这些激励机制,新兴的两极体系也在极大地削弱它们。

六､政策启示

一个“扁平”的国际结构迫使美国在提供功能性服务——提供公共物品､稳定市场､促进合作——方面,扮演着一个不那么核心的角色。美式和平——整体军事化的联盟体系以及使美国对非共产主义世界的领导成为惯例的经济关系——即将结束。全球领导地位是昂贵的,它意味着要让你的公民为他人的幸福买单,要让年轻的士兵在遥远的地方死去。到目前为止,中国并没有表现出对取代美国成为“地球主席”有多大的兴趣。丹尼尔·拉塞尔(Daniel Russel)是一位美国外交官,他在2013年到2017年担任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用他的话来说,中国的表现“无意效仿美国成为全球物品的供应者,或是普遍原则和共同规则的仲裁者”。随着美国进入这个无领导的新时代,它必须制定一项能够妥善应对新形势的大战略,一项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在新世界中角色的战略。

现实主义者恰好已经为美国大战略的这种改变提供了建议——一种本质上属于“离岸制衡”的外交政策路径。在这样的大战略下,美国将不再试图去管辖世界。相反,美国会鼓励其他国家带头去制衡欧洲､东北亚和波斯湾的新兴大国,只有在绝对必要时,美国才会介入以维持地区均势。美国会根据这三个关键地区的实力分布情况来调整其军事态势,如果一个潜在的地区霸权国出现,美国将把地区武装力量作为它的第一条防线。这意味着,正如巴里·波森(Barry Posen)主张的那样,“解散美国的大多数驻外部队”,并关闭大部分跨越欧洲､亚洲和中东的美国基地——美国大约在70多个国家有800多个基地。

“离岸制衡”通过将成本转移给受到更多威胁的盟友,以达到维持美国未来领导地位并在国内维护自由的目标。正如约翰·格拉泽(John Glaser)所言:“维持跨全球的前沿部署武装力量是一个成本高昂的负担,它将边缘利益提升到了至关重要的水平,承担着原本可以也应该由其他国家履行的安全责任,并对美国利益产生了意外的负面影响。”然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实施一种收缩战略——也就是说,如何在避免“硬着陆”(例如地区军备竞赛和紧张的安全困境)的同时,让世界摆脱对美国实力的依赖。即使美国拥有最有能力的领袖阶层,也应当将其视为一段非常颠簸的旅程。

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特朗普对亚洲的访问,让盟友对于美国将在亚太地区扮演的角色感到不安。在处理朝鲜问题时,特朗普通过增强南海军事力量向中国施压,以此来寻求中国的帮助,然而却以失败告终,这强化了人们对于美国开始从该地区撤退的看法。同时,可以理解的是,这还加剧了日本对被美国遗弃的潜在恐惧心理,日本现在强烈怀疑美国可能与中国达成了某种协议,而这将会让日本陷于劣势。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撤退到一种更加离岸的姿态,最终将会迫使日本与印度(也有可能是俄罗斯)建立军事联盟,以此来恢复地区均势,进而对抗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

总之,处理未来中美战略竞争的关键是审慎和目光长远。美国领导人应当明智地听取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所拥护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不干涉主义愿景,那就是,不要去“国外寻找怪兽并将其消灭”。美国应当对可能的安全威胁保持警惕,并且必须正确看待这些威胁。就像本杰明·赫斯科维奇(Benjamin Herscovitch)所描述的那样:“没有军队被投入战斗,没有平民被屠杀,也没有城市沦为废墟。”本文所作的评估表明,中国对美国的重大利益并未构成太大挑战。如果中美双方都保持审慎,那么地区国家间将会建立起一种稳定的地区均势——这种均势嵌套在一个更加稳定的中美两极体系之中,不同于之前的美苏关系,它不是一场根植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原则与西式民主资本主义之间的零和战争。